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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亲水亲人最亲，

三弦一弹唱乡音，

我们是说书唱曲的人，

踩着黄土走千村……

在被大山围成深井状的陕北村落里，说书抚慰过寂寞时光里每个庄户人的心，成为几代陕北人的共同记忆。雅的、俚的、粗犷的、呜咽的，说唱伴着三弦，撞向黄土高原的大山，再折回人们的心底。民间艺术被传承的过程里，书匠们同时播洒了快乐，给乡亲，也给自己。

而如今，那些走遍陕北山山洼洼的说书艺人正在老去，那些曾把说书视为重要消遣的观众也在老去。随着“家书”的自然消亡、庙会的日渐减少，陕北说书的民间舞台，似乎正落寞地被时代隐去。

但网上却是另一番场景，打开“快手”“抖音”，会惊讶地发现，仅以“陕北说书”命名的ID账号有多个，发表过的陕北说书作品已有上万条。每晚捧着手机等候自己喜欢的书匠直播，已成为不少陕北中老年人的娱乐方式，甚至生活习惯。

年，随着智能手机、4G网络的普及，中国迎来了网络直播元年。出于好奇，从小在庙会上跑大的马美如，第一次尝试在说书时，架起手机直播。

一场下来，她惊喜地发现,这场庙会书的现场直播在映客平台上，赚到了多块钱。而在庙会上拿到的酬劳，一天还不到块。从此以后，只要她有线下演出，就会把直播打开。

年夏天，听说快手的分成比映客给的多，马美如便正式进驻快手平台。从开始时直播庙会说书，到专门录说书小段，再到让师傅帮忙编新段子回馈直播间“老铁”，粉丝的增长速度远远超出了马美如的预期。

马美如的师傅张小飞，也在直播说书的过程中，逐渐摸清了观众喜欢的口味，妻子张存娥成了他的好搭档。“网友们喜欢看趣味性强一些的陕北说书，因此我与妻子常常以男女对说、对唱的形式进行直播。有时她扮小媳妇，我装老头子;有时我演男子汉，她扮女英雄;两个人你拉我唱，我唱你弹，在一问一答、一答一对之中让说书更富有吸引力。”如今在陕北，像这种全家上阵说书的情况越来越普遍。

直播一小时就能到账七八百元的收入，让马美如决定“不再去跑庙会，要把直播当事业做”。可她没有预料到，不出三年，“陕北说书马美如”这个ID就能拥有.4万粉丝，她本人也成了流量最大的“陕北说书”网红。

马美如人气的暴涨，让一大批以跑庙会为生的书匠，看到了陕北说书直播市场的可能性。“日进斗金”的红利驱使下，甚至有不少已经转行的书匠，也重操旧业，开始直播说书。

据统计，目前活跃在榆林和延安城乡的说书艺人有0多人，其中已有近千人通过网络直播等方式传播陕北说书。

过去生存于庭院炕头、庙会戏台上的陕北说书，似乎在直播平台上迎来了复兴。而对于生命力强的陕北说书来说，自古都是书匠在哪里，观众就会自然出现在哪。

“前些年，我已经基本不咋听书了，因为说书的少了，就是庙会上有说书的，我们上年龄的人也跑不动了，更扛不住在戏台下坐几个小时。”今年78岁的杨春莲，在换上智能手机后，也换了娱乐方式。

从年开始，家里的电视就很少在晚上打开了。捧着手机等书匠直播，已经变成了她的一种生活习惯。而这样的新习惯，并非她个人独有。小区里、广场上，老年人聚集的地方，书匠直播间的趣事，成了热门话题。

甚至不少陕甘宁蒙晋的“60后”“70后”，也开始在说书直播里追忆起童年听书的集体记忆。

短短几年时间，陕北说书从线下落寞至低谷，到在线上再度火爆。带动众多书匠转移表演阵地的同时，也让不少“假书匠”蹭起了“陕北说书”的热度。

为了吸引流量，有农民用铁锨装作三弦、用极度浮夸的表情动作，配上书匠说书的声音，模仿起说书艺人。还有一些根本不是书匠的人，在直播间里说起书匠们所不齿的下流段子……

而可悲的是，越是哗众取宠的“假书匠”，越是在直播热度上如鱼得水。越是坚守传统艺术和艺德的好书匠，越在网络上遇冷。在线下演出机会越来越少的当下，不少传统说书艺人的生活愈加艰难，一年收入仅有两三万元。

一些原本的好书匠，为了利益，也开始玩起了炒作那一套，在直播间里和徒弟按照事先写好的台本，演起互相谩骂再和好的低俗戏码。

一部手机加一套声卡，就可以在网络上纵情燃烧。刷礼不断，收入诱人的直播风口下，越来越多的书匠开始向网络“口味”妥协。就连一些喜欢听书的老年人，都开始看着直播叹息一代不如一代。

对于陕北说书线下萧条，线上火爆的反差，延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孙鸿亮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娱乐方式，有些艺术表现形式终究可能会退出历史舞台，只要还能记录保留下来就好。”

延安市文化艺术中心非遗部副部长吴雪艳认为，“当下直播平台上鱼龙混杂，很多艺人没有自我约束意识，这样下去容易将陕北说书的艺术口碑砸了，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尽快出台相关规范，约束网络平台，为直播内容把关。”

已经成为陕北说书最顶流主播的马美如，也意识到“只表演说书小段，撑不起日复一日的直播”。江郎才尽的创作恐慌和“掉粉儿”焦虑也成为她目前最大的压力来源。

年，马美如成立了自己的传媒公司，签约了20多个艺人，线上线下一起发展。年12月，榆林市14家政府单位，举办了陕北首届网络综艺大赛。

开幕式上，马美如主演、把三弦齐弹、位说书艺人齐说《榆林美》，百人说书的震撼表演，仅在快手的播放量就达到多万次。这是线下说书，几十年都难做到的传播力。

“说书大赛”中，第一次规定了能自己弹三弦、能说传统小段，才具备参赛资格，这让不少老艺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公平。答谢宴上，70多岁的盲艺人拉着马美如的手说，“陕北说书有望了。”

这样的反馈，让马美如觉得，自己似乎找到了一条有意义且可持续的文化传承路线。她参与的活动，总算达到了“给老艺人鼓劲、发现新人才、挖掘新作品”的目的。

美如印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海苗说：“是陕北说书文化把马美如推上今天的位置，作为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和陕北说书的顶流主播，她更要担起传承和保护地方文化名片的责任。”

在每晚8点30分直播持续了四年后，马美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感觉自己已经麻木到了没有方向，现在她感觉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在过去的陕北，说书几乎是盲眼人的宿命。进千家门、吃千家饭，守着乡亲的热火炉，端着乡亲的饭碗，养活自己。

因为它是盲眼人养家糊口的一份保障，所以陕北人心照不宣地给予他们更多尊重和爱护。为了庄稼丰收、牛羊健硕，抑或是庙会上敬神，老百姓请书匠来，总会给予足够的酬劳。即使因故说不成，也会给他们一份感谢金，这是乡土社会情感兜底最朴素的表现。

书匠张斌，56岁,5岁开始双眼模糊，直至9岁完全失明。他说：“生在那个年代的陕北，我要自力更生，除了说书，没有第二条出路。”但想吃说书这碗饭，要咽下多少苦，当时的他并不知道。

十岁那年，张斌加入靖边县曲艺队，开始学习说书。从此，无论数九寒天，还是酷暑炎夏，老师们的哨子清晨五5点半准时在院子里响起。就是雪下得再厚，也得扫开雪，摆好板凳继续练。

小小的身板，架上比人高的大三弦，原本就抱得吃力，但老师偏要给琴头绑上沙袋，锻炼持琴的支撑力，沙子从一斤逐渐增加到五斤，时间从5分钟增加到20分钟，一直练到不累为止。

琴持稳了，又开始练按弦和滑指。老师将老式丝弦挽在三弦上定准音，让张斌用手指把琴弦在指板上压紧，上下滑动，指头磨出的血把琴弦染红，钻心的疼让张斌哭出声来，但手依旧不敢停下。

放弃的念头在张斌心里大声吵嚷，身板跟着软了下去，手也跟着慢了下来。但老师曹士明仿佛看透了张斌的心思，厉声喊道:“张斌，这是包拯的衙门，好进难出。学不成功，你就别想离开。”

张斌赶忙又坐直身板，咬着牙继续按弦、滑指。指头磨烂了、结痂、好了再磨烂，如此循环了不知道多少个回合，直至指头上结出厚厚的茧，张斌的丝弦总算是练到手了。

其实，看着全队最小、只有十岁的张斌吃这样的苦，老师们又何尝不心疼。“我们就是看准了张斌这娃悟性高、肯吃苦，所以才对他严上加严，盼着他能成一个好书匠。”

没办法，说书这个行当，就是这样，给饭吃也给苦吃。

“给我这样全盲的人当文词老师太不容易了。”只能一字一句跟着念，在心里死记硬背下来。虽然老师不厌其烦，但张斌格外怕给业务老师增加负担。老师下苦教，自己就更要下苦学。往往20来页的大本书，一天就能背得八九不离十。

腿上绑着的甩板，要一字一板，不能乱了节奏。从刚开始不受控制地胡拍乱响，到只要绑上甩板就能精准流畅地甩起来，左腿形成的肌肉记忆，已不用大脑去分神儿控制。

那时，说书是要经过考核的。要想编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乡表演，革命样板戏一个字都不能差。背错一个字，立马就会挨师傅一个旱烟锅子。

因为眼盲，面部和肢体表演都受限，老师要求在台上坐得端端正正。张斌知道，盲艺人只能靠弦调和语气的“紧平快慢”来打动观众，所以对自己弹三弦、拉二胡的要求也更为苛刻。

12岁起，他被编入下乡巡演的队伍，每到一个生产队就热热闹闹地说一场，完后到人民公社去换手续、挣工分。那时的他，感觉不在地里下苦也能养活自己，真好。

16岁那年，当时已红遍陕北的张俊功来靖边演出，在众多宣传队员中，唯独看中了张斌，来给自己的走场书弹三弦、拉二胡。此后，张俊功每次来靖边，助演班子里一定少不了张斌，甚至去其他区县演出也带上张斌。

张斌就这样被带入了陕北说书改革的前沿地带，在张俊功的团队里，见证陕北说书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坐场说书”到“走场说书”，从一人说书到多人表演，从盲人专属到明眼人参与，乐器也在三弦、甩板、蚂蚱蚱板的老三件外，增加了四块瓦、二胡、笛子、板胡、梆子、小锣……

张俊功因此成为陕北说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而张斌也意识到，“不学古本书养活不了自己一辈子，更成不了好书匠”。赶上改革开放宣传队解散，他便另寻师傅学习正本古书，在庙会上一跑就是三年。

“以后明眼人、甚至大学生都会慢慢加入陕北说书的队伍，盲艺人以后靠说书为生会越来越困难。”年，西北曲艺改进会主任、中国曲艺研究会副主席韩起祥在“陕北说书学习班”上的一席话，震动了说书圈，不少盲艺人开始拜师学算命手艺，纷纷为自己的长远生活铺起后路。

但张斌就是不愿随大流。他倔强地认为，自己苦练多年才端上的饭碗不会被轻易夺走，更打心眼里觉得，说书才是最红火、最有意思的行当。

也确实，当时陕北说书的潮水，正以压倒一切艺术形式的优势，漫溢在陕北的城镇乡村。张斌也正沉醉在自己说书生涯中的高光时刻，邀约从各个村镇发来，甚至一场没说完，下一个主家已经候在场子上，等着接他走。

可这样红火的日子，终究是没持续几年。到年，张俊功与张和平父子的陕北说书录音带，几乎在整个陕北普及了。榆林、延安街道上的门面循环不断放起说书录音带，有条件的家庭也可以随时打开录音机听书。

渐渐地，庄户人家“平安书”的邀约越来越少，而庙会也越来越喜欢找有乐队班子的明眼书匠，来说热闹的走场书。盲艺人被说书市场边缘化的趋势，日甚一日。

在纪录片《书匠》中，张成祥不再是一年到头邀约不断的名书匠，而是一个靠说书讨生活的人，找他说书的人越来越少，他一村一村寻过去，只给钱不让唱的却越来越多。

而生活中的张斌，也终于体会到了“东方收了走东方，西方收了走西方，东南西北都不收，三弦饿成空壳篓”的滋味。开始面对“明眼人吃上说书饭，盲艺人生存很困难”的局面。

一直撑到靠说书已无法糊口，内心的失落也积攒成悲愤，张斌决定彻底放下三弦，另寻出路。但这弹了30多年的三弦，真要彻底放下，可太难了。合上三弦匣子的那一刻，张斌竟止不住浑身发抖。

从此，张斌白天学算命，但每晚却控制不住地想起自己当初下了怎样的苦功去学说书这门手艺；回忆起那时候说庙会书，总是最后一句“书有关口将有名，说在这里算完成”还没唱完，底下观众就一声声央告着：“张师，你给咱再说一段吧。”

深入骨髓的热爱和牵绊，让张斌终究还是捡起了三弦，“没人请我也不在乎了，就是我一个人，我也要抱上三弦说一阵。”如今，靠算命谋生的他，哪里有说书活动，依旧是二话不说背起三弦、拿起盲杖摸出门去，一如当年邀约不断时的背影，坚决而果敢……

“弹起三弦定准音……”，怀抱三弦腿打板，说书艺人一张口，悠扬粗犷的声调便穿透陕北城郊乡野，也穿透观众的心。

时而如泣如诉，时而高昂激扬，从坐定听的那一刻起，观众的喜怒哀乐就全被台上的书匠拿捏。唱到悲伤时，必有人在台下不由得抹起眼泪；唱到欢乐时，自然是全场同欢呼共鼓掌。

过去陕北人迷信，有病不医，张俊功一场《破迷信》传遍无定河两岸，如同醍醐灌顶般惊醒大众，挽救了不少人的健康。许多陕北人甚至分不清楚，自己是爱说书的热闹，还是喜欢在“高台劝话”中获得人生感悟。

年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