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口回望之四
◎张一舟
一个剧种，仅仅因为其一个诞生地就争论了几十年，而它的生命也不过才百余年时间。山西二人台专家贾德义和张存亮肯定二人台源于河曲，而内蒙古著名艺人刘银威则肯定二人台源于萨拉齐。持以上两种观点的人还有很多，并争论不休。大体来讲，有三种说法：首先是源于山西说；其次是源于绥远说；其三是源于陕西说。源于山西说，主要指河曲，河曲是民歌之乡，包头萨拉齐地区的走西口人群多为河曲人。有专家则将山西说作了另一番解释：年漠南开始设制，才有了行政机关，这就是归绥理事同知厅。年设归绥道，管理归化城厅、托克托厅、和林格尔厅、清水河厅、萨拉齐厅、丰镇厅、宁远厅这“口外七厅”，后来又增设了五原厅、陶林厅（察哈尔右翼中旗）、武川厅、兴和厅、东胜厅五厅。这就是著名的“口外十二厅”。也就是说，这些地方从年一直到民国三年即年，汉民的管理一直归山西省，所以不论“二人台”诞生在河曲还是萨拉齐，都属于山西。这种说法很有道理却模糊了概念。所谓“陕西说”，也几乎是同样的推理。与陕西接壤的准格尔旗、乌审旗同为打坐腔、二人台的盛行地。打坐腔在陕西干脆就叫“榆林小曲”。从元代起，鄂尔多斯高原即归陕西行省管辖。明朝是阿拉坦汗所在的鞑靼部，清代，鄂尔多斯南部依旧归陕西神木管辖。准格尔、乌审旗、鄂托克旗一带的农民多来自神木、府谷和宁夏的盐池等地，他们喜欢的二人台当然也就成为“陕西造”了。
持二人台源于萨拉齐的，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肯定。但这个萨拉齐并非今日之萨拉齐，而是包括大青山南北、西至五原、东至呼和浩特的历史地理范围。二人台的产生地大致就是当年的绥远省，即今天的乌兰察布、呼包二市、巴彦淖尔、鄂尔多斯等地，辐射到晋、陕、冀、宁等一些地方。这片地方是“二人台文化艺术区”，而萨拉齐则是二人台艺术核心区。直到年，绥远省撤销，划归内蒙古自治区，这个地域概念才有些模糊起来，成为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今天的萨拉齐，也只是土默特右旗的一个镇了。
二人台的诞生地究竟在哪？笔者认为，源于山西陕西，形成于绥远，成熟于原萨拉齐县及周边地区，这个讲法应该是中肯的。从二人台的基本内容即情节、音乐、艺人出生地等来看，晋陕民歌无疑是其音乐和题材基础。但二人台包括漫瀚调也明显接受了草原文化特别是蒙古族文化的营养，尤其是在音乐上，对蒙古族民歌的借鉴借用十分明显。这就如同徽班进京演绎成了京剧，山西中路梆子在绥远地区演绎成了晋剧一样，他们的前世今生难分难舍，很难绝对讲清非此即彼。最好的理解应该是由晋陕蒙冀各地民俗文化民族文化的融合而成的“混血儿”。原籍山西河曲、走西口而来萨拉齐并成为二人台著名艺人的樊六先生曾讲：“我小时候在河曲唱的《走西口》是民歌，到口外打玩艺儿（二人台俗称）才学会唱戏。”由歌而戏，这恐怕就是二人台形成的历史脉络，由山西陕西而绥远，这恐怕就是二人台发展的演绎之旅。“二人台”这个名字被官方确认已经是年，在绥远省民间艺人学习会期间，绥远省政府副主席杨植霖作《二人台翻身》的报告，“二人台”才第一次出现在官方媒体《绥远日报》上（.6.14）。从前山西、陕西人口中的“唱玩艺儿”“打玩艺儿”等叫法渐渐被二人台取代。也就是说：二人台这个名字就诞生在绥远省。
说二人台的核心区域在萨拉齐，而不仅仅是今天的土默特右旗，是因为当时的萨拉齐厅或县的管辖范围很大。西至五原，东至呼市，北到大青山以北，南临黄河，这里的汉族居民基本上来自山西陕西北部。据《萨拉齐县志》记载：清光绪年间，萨厅（后为县）辖境一城四乡，汉回人口三十多万，包镇（老东河）一城四乡，汉回人二十多万，通共厅治人民六十余万。戏剧的繁荣需要几个条件：一是相对稳定的居民群体；二是相对稳定的语言基础；三是相对稳定的文化认同；四是相对近似的音乐基调；五是基本相同的生活习俗。而以上的几个条件，萨拉齐一带几乎完全具备。萨拉齐一带也诞生了众多的二人台演员，成为西路二人台（乌兰察布、张家口等地为东路二人台）的核心区域。正因为如此，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才授予了土右旗“中国·二人台文化艺术之乡”的称号。今天的土右旗虽然不同于当年的萨拉齐，地域小了许多，但该地区艺人之多、艺术团体之多、受众之多、剧目之多仍然是二人台文化区域的一块高地。“二人台文化艺术之乡”当之无愧。
最早的二人台叫打坐腔，或丝弦坐腔。我们知道，在没有文化生活的走西口贫苦人群中，唱几句“山曲儿”就是最大的艺术享受。农闲时节，人们如何消磨这无聊的时光？于是，一些能拉会唱的人们呼啸而聚，打起了“坐腔”。这也成了邻村上下人们最大的文艺演出。最早的家庭式演出，则出现在当地的牧人家中。说是牧人，当然也是蒙古人中的富裕家庭，普通牧民很难有此排场。蒙古人天生就是歌手。“打坐腔”在牧人眼里成了“蒙古曲儿”，豪情的蒙古人“兴甚志哉，歌以咏志”。喝酒唱歌是生活习俗，四胡、扬琴、梅、三弦等乐器是家中常备，有酒有乐有歌，就是红火热闹，就是幸福生活。走西口的汉族人很快就吸收了蒙古兄弟的娱乐方式，并将之与祖辈相传的晋陕民歌、西口情愫、生活体验结合起来，使“打坐腔”“蒙古曲儿”的形式日甚一日地丰满起来。不可否认，因为二人台的演员和“粉丝”们基本是目不识丁的走西口农民，所以，“打坐腔”中“淫词浪语，诱人颠笑”（《萨拉齐县志》）就成为常态，以至于官府为精神文明计曾“严令禁止演唱”。
对二人台艺术有特殊贡献的还有社火。社火是中国穷人阶层的狂欢节。“社”即土地神，“火”即火神。社火源于对土地和火的原始崇拜。“老百姓，要快活，赶会、唱戏、闹社火”。赶庙会、唱大戏、闹社火成了老百姓快乐的三大形式。社火干什么？杂戏、杂耍、唱戏、赶集、吃肉喝酒、说笑打闹、歌舞娱乐。中国人的宗教崇拜是实用的，也是快活的。庙会中的故事妆扮、道具运用、杂耍动作等等渐渐被“打坐腔”的艺人们吸收过来。杂耍就有丑角，“丑”才能插科打诨、滑稽搞怪，才能嘲弄别人与自嘲，才能让卑微的人们感到些自尊与自信。顺带说一下，这丑角的来历可谓不凡，始作俑者是唐玄宗，据说为逗贵妃开心，他在鼻子上挂块白玉，这白玉就演化成后来鼻尖上挂的白粉。清一色的男人世界过于单调，于是就有了旦角，从男扮女装到“女戏子”直接登台，是历史性变革。梅（笛子）、四胡、扬琴三大件奏起，四块瓦或梆子敲打简单的节奏，台上男女二人边唱边舞，唱的是生活的凄苦，舞的是生活的百态，台上唱，台下和，一团和气，一派生机。在这个演进过程中，萨拉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云双羊，据说他就是二人台的创始人。和他同期的二人台老艺人中，蒙古人几乎占到三分之一，这个现象客观上证明了二人台诞生在萨拉齐而非山西、陕西，没有蒙古族艺人、蒙古族音乐的融合，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二人台。
现在的人们对二人台已经有些陌生了，虽然在农村还有很多二人台艺术团体，但受众的年龄已经越来越大。在城市，前几年二人台和山曲最流行的地方是烧烤城。受众则多是从农村长大在城市工作的走西口后代。烧烤本来也是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但其生命力历久弥坚，创新不断，至今已成为大众的喜爱。人们不仅喜欢它的味道，更喜欢它的场景：可以光着膀子撸串，可以对着瓶子吹酒，可以撕裂嗓子高歌，还可以请来二人台艺人唱一段从祖辈传下来的《走西口》《打樱桃》《王成卖碗》《光棍哭妻》等等，当然也可以听听黄河两岸流行的山曲《栽柳树》《连四句》《刮野鬼》《拉骆驼》之类，一声声哥长妹短，让酒酣耳热的人们或击节而歌或浅吟低唱或泪流满面高呼“再来一杯”，那才叫痛快淋漓。城市、职业、教化，让人们脸上的面具越来越厚，恰恰是这不入上流的“二人台”小曲如山泉淙淙、润物有声，让人们板结的面孔绽放出真实的笑容。民歌、二人台的唱词通俗无比，却句句合辙押韵沁人心脾，让你动容动心，并且还不乏很本真的审美情趣。
旦：不怨爹呀不怨娘，单怨她媒婆坏心肠。她给我寻个小女婿，又秃又瞎又尿床。生：小秃（自称）我流泪跪一旁，先叫一声老婆后叫娘。旦：小丈夫不要叫我娘，我扶你快快睡上床。只恨那媒人黑心肠，不能埋怨你小二郎。《小女婿》
还有比这更让人痛心的婚姻吗？正是因为太多这样的不自由不平等的婚姻，才有了那么多被理解被追捧的偷情与暗恋，让“瞭哥哥”“眊妹妹”“为朋友”“打伙计”诸如此类的唱词不绝于耳。
正月里来是新春，运气不好死女人。
要死大人都死尽，留下娃娃谁照应。
啊呀我的亲人。
五月里来五端阳，雄黄烧酒艾叶香。
有妻人家包枣粽，光棍无妻好凄惶。
《光棍哭妻》
这样的悲惨命运与如泣如诉的曲调响起，铁石心肠的男人也会泪水涟涟。痛失爱妻让人心碎，十八岁守寡的女人更让人同情：
旦：正月里来是春节，家家户户过新年。寡妇也把新年过，手端上银灯挂在灵前。老生：（公公）四月里来四月整，公公进了媳妇门。我劝媳妇你走哇，籽种口粮不够用。是老公公心狠吗？口粮不够只是借口，希望儿媳重新成家生活才是他的本意。贫穷的世界里永远不乏如此淳朴的善良。最为人们熟悉的当然是《走西口》了，这是一百多年以来让无数人泪洒黄土地的经典之作，特别是它的哭板部分，让几代人为它泪流满面！那是祖辈们真实的生活，那是黄土地上最真挚的爱情，那是人世间最无奈的生离死别：
玉莲：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也难留。
止不住伤心泪，一道一道往下流。
正月里娶过门，二月里你西口外行。
早知道你走西口，哪如咱们不成亲。
太春：妹妹莫伤心，哥哥对你明。
口里出口外，不只哥哥一个人。
玉莲：走路走大路，你不要走小路。
大路上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过河水常流，不要独自走。
不论水深浅，和人家手拉手。
坐船坐船舱，你不要坐船头。
恐怕那风摆浪，摆在哥哥河里头。
爱情可能很少天长地久，但爱情却永远让人魂牵梦绕。一曲《走西口》，道尽人间苦楚，至今听来，余音绕梁。但是，历史有时就是这样的无情：属于“二人台”的那个时代可能慢慢过去了，不久的将来它可能成为历史、成为记忆，成为博物馆一个角落里的藏品。许多人不相信，也不愿相信这个现实，一些老一辈的艺术家也试图把它改编成新的剧种，希望发扬光大。依在下之见，二人台生于草根，也必然死于黄土，它是农耕社会和游牧文化的产物，它几乎不属于工业文明和信息社会。它承载的故事已真正成为故事，它并不现代的曲调很难流行，它源于晋语的方言很难推广，它正在走向过去，走向历史。一代又一代《走西口》的后人也已老去，我们的子女儿孙面对的已是一个“5G”时代，人工智能时代。他们已经离开了土地，西口在他们的眼里只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景区。总有一天，我们可能不得不说：
再见了，西口。
再见了，《走西口》。
再见了，“二人台”。
（编辑：贺怡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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