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外前沿讯，在功能神外领域，顶层设计较全面的医院、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已经成立20多年了，每年手术量稳定在台左右，并在全球连续多年保持DBS治疗帕金森病植入量领先。

近期，医院功能神经外科副主任、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胡永生主任接受了神外前沿新媒体专访，详细阐述了帕金森DBS精准植入、神经脊柱的发展方向等话题。

对话实录如下：

神外前沿：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已经成立20多年了，下一步在发展规划上，有什么打算吗？

胡永生：我们研究所是国内围绕着功能神经外科领域，顶层设计比较全面的研究所。现在主要的工作大概有五大类。

第一大类是运动障碍相关疾病的治疗，包括帕金森病、肌张力障碍、原发性震颤、抽动症等，甚至包括脑瘫，我们将脑瘫也划到运动障碍类，因为和运动功能有关系。

第二大类是癫痫外科治疗，我们是综合神经内科、神经影像、病理、药理等在一起做评估的，我们也是最早在国内应用颅内皮层和深部电极的单位，现在癫痫治疗规模已经比较大了。

第三大类就是疼痛外科治疗，我们并不局限国内神经外科通常做的减压手术，更多做慢性神经病性疼痛的治疗。疼痛治疗手段做得比较全面，既有药物治疗，也有封闭、射频等，直到最后用神经外科手术去治疗中枢性疼痛、脊髓损伤后疼痛等。其中，臂丛神经根撕脱后疼痛的外科治疗，我们开展最早，目前国内还很少有机构去这么做。

第四大类就是神经脊柱，神经脊柱我们也作为功能领域中的一类，我们神经脊柱侧重从疼痛的角度去做，采用微创的办法，如椎间孔镜、椎间盘镜来做椎间盘疾病手术。这也是国内功能神经外科，很少有人在做的工作。

实际上还有第五类，就是精神疾病的外科治疗，但目前在政策上还不明朗，我们现在还比较慎重，未能大规模去做。但我们也在做一些尝试，比如说强迫症、焦虑症、抑郁症，手术治疗可以作为一个选择。

神外前沿：今年有新冠疫情，如果是正常的年份的话，每年的手术量大概是在多少？

胡永生：我们从年开始到现在10年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年手术量是在台左右，高的时候曾经达到过台。

其中运动障碍性疾病，特别是帕金森病，无论我们采用DBS还是细胞刀，每年能做到台左右；其次是血管减压，不光是三叉神经痛，还有更多的是面肌痉挛等，每年有台左右。另外，癫痫能占到-台左右。

神外前沿：这几大类手术中，未来有没有要重点发展的领域？

胡永生：对研究所来说，这几类手术都发展的比较成熟和均衡了，但我们下一步更可能想发展的是神经脊柱，因为目前国内神经外科真正做神经脊柱的就少，功能神经外科做的就更少了。我们认为，神经脊柱未来可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神外前沿：脊柱的手术，骨科在做，大神外也在做，功能神外做有什么区别？

胡永生：实际上从技术上来看，没有很大的区别，只不过是治疗的角度有所不同。其实脊柱治疗，疼痛科也在做，甚至有康复科也在做。我们是以疼痛为主要角度去做神经脊柱手术的。我们做的会更精细、更微创。脊柱脊髓中的脊柱畸形等我们不做；髓内肿瘤如果遇到了，有时候我们也会做。

但我们更多做和疼痛相关的，比如颈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突出，我们采用神经脊柱内镜的方法，创伤更小，疗效更确切。

另外还有和脊柱相关的疼痛，比如内侧支疼痛、小关节紊乱，注射和射频我们也都做。另外像臂丛神经撕脱后疼痛和脊髓损伤后疼痛的手术，别的地方很少能开展，我们做得很多，实际上和做髓内肿瘤的操作过程是一样的，也是要把脊柱和硬膜打开，到脊髓上去操作。

神外前沿：DBS的技术进步，未来会出现在哪里？

胡永生：应该从两个方面去考虑，第一是设备本身，设备本身就在不断地改进，比如电池使用时间的延长，反复充电的次数的增加等，以达到更长的应用时间。另外，电池能不能更小，其实有些新产品很快就会出来了，中间都不用连接线了，电池也已经变成很小了，可以直接放在颅骨上，会大大降低并发症。还有程控调控技术，比如自反馈能不能建立起来，根据病人神经信号变化而自动调整参数和刺激强度。

第二方面是在使用上，临床应用的适应症上能不能更扩展一些，比如现在国内批准的主要就是帕金森病、原发性震颤、肌张力障碍、癫痫。实际上，将来可能还有更多的应用比如说精神类疾病，这也就避免以前毁损很多靶点去治疗精神疾病所带来的问题。

还有DBS手术会不会再出现新的靶点。有些病人目前常用的几个靶点，可能对步态问题解决不是特别好，那将来可能会有新的靶点出来，对病人步态问题解决的会更好一些，这都有可能。

神外前沿：DBS不能治愈帕金森病，对病人来说，只是延缓了进程？

胡永生：对帕金森病来讲，目前还没有可以根治的方法。药物、手术、康复……这些治疗目前对帕金森病的逆转都做不到。所能做到的，第一是控制症状，譬如震颤、僵直等，通过一些外科手段，能够将症状缓解了。

第二是延缓进展，如果不去干预的话，可能20年就进入中晚期比较严重的情况。而进行手术等干预的话，可能把进展延缓到了40年，甚至更长时间。另外，DBS手术还能够把一些药物治疗所产生的问题解决了，比如长期药物治疗后出现的异动症等。

神外前沿：你们做了20多年了，比较有发言权，患者这些年对DBS的接受和了解程度有什么变化？

胡永生：有明显的变化。我们研究所成立时，起初做细胞刀毁损治疗帕金森病，很多神经内科医生可能当时对这种疗法还不了解，他们认为在脑子上做手术，破坏和毁损治疗帕金森病，又不能让病人得到痊愈，医生自己都难以接受，但是后来随着病人应用越来越多，效果越来越好，也能够把症状控制了，又能够改善生活质量，很多内科医生就慢慢接受了。

后来DBS疗法诞生了，DBS从理论上来讲，是一个让医生更容易接受的方法。其实影响这个技术推广的最主要的问题，实际上是经济问题，不是技术问题。

DBS在技术上比毁损了更容易被人接受，因为是可逆的、微创的、可调节与可程控的，随着病情的进展还可以进行一些调整。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方法。

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家经济承受能力更强了，对生活质量重视程度也更高了，很多帕金森病患者愿意通过DBS手术去改善生活质量和控制疾病。

神外前沿：中国的患者和国外的患者有区别吗？比如在年龄上？

胡永生：全球范围内，帕金森病的发病年龄有年轻化趋势。以前大多六、七十岁才得病，现在很多四、五十岁就开始有症状。但是从病人接受手术的程度来看，国内的病人往往还是偏年龄大一些。往往是得病以后，过5年、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等药物治疗的疗效减退或调整空间不足时或不满意了，才愿意接受手术治疗。

另外是经济问题，很多病人要等到有经济承受能力了，才愿意接受手术。再有就是医保覆盖的问题，欧美等国家的DBS手术，基本上保险公司是能够覆盖的。

目前，在国内大部分的医保政策都不能报销。但北京地区，在去年有新的变化，DBS手术已经纳入到医保了。上海在几年以前也已经纳入医保了。这对帕金森病病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神外前沿：您刚才谈到DBS的几点趋势，好像没有谈到精准植入，这是一个初级阶段吗？

胡永生：应该是做DBS手术最基本的要求，如果连精准植入都做不到，那就谈不上做DBS手术和立体定向手术。特别是毁损手术，毁损手术如果不精准，肯定要出问题的，而且出了问题还很严重。我们科的手术医生都经过毁损手术的锻炼，对手术的精准是我们第一个要求。如果植入的位置不准，那疗效肯定保障不了。

神外前沿：DBS的精准植入，依赖于影像定位技术，还是术者的解剖训练？

胡永生：几个层面上我们在做，以保障整个质量控制。精准植入至少有三个方面去考虑。

第一是整体的体系，必须要有非常严格的操作体系，不能出现任何的误差。如果出现这种误差都是系统性的，从打头架到CT扫描、到磁共振重建，再到计算靶点，这是一个系统的手术规划过程，每一步都必须有严格流程。

第二就是术中监测，怎么来验证你认为正确的靶点。有两个方面必须要重视，一是要做神经微电极的记录，这是我们一个常规方法。能够明显地看到电极进出神经核团时发生的变化。理论上甚至能精确到单细胞水平。整个神经核团的整个过程，在记录上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就能确定术者所选择的针道是否合适。这是从电生理方面的监测，电生理是最准确最客观的。

神经影像上，就是刚才说的计算靶点，现在常用的核团都是在图像上可视的，这是属于解剖定位。解剖定位基本上能精确到一个毫米以内，这就是常规的磁共振定位。

第三是术中验证，电极植入准不准，实际上最终看疗效和并发症。术中开机就能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就说明疗效很好。

这三个方面如果都能做到，所谓的精准植入，也就做到了。

神外前沿：如何选择局麻还是全麻？

胡永生：DBS手术分两个大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把起搏器植入到我们想放的位置上去，这个过程是局麻下进行的，因为这个过程要记录神经电信号，要术中要看病人的反应。如果把位置确定了，认为很好了，下一步需要把导线连起来，这个过程可以在全麻下做，因为不需要病人配合了。

当然，有极个别的病人配合度较差的或者耐受不了手术的，可以全程全麻，那只能通过影像学去验证靶点植入位置是不是准确。甚至可以分期做，先把电极放进去，观察一段时间，如果效果挺好的，再把电池植入也可以。

神外前沿：微电极植入，单针道和多针道如何选择？

胡永生：这和每个人的观念和经验有关系，多针道有多针道的好处，一般情况下3或5个针道，同时进去以后可以选择一个最佳的。

单针道一次穿一个，如果觉得电生理记录挺满意，认为的有效长度足够，那一个针道的效果，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区别，特别是在DBS上，好处是给病人造成的损伤小。5个针道同时去穿，那造成的出血风险就要大一些，造成的损害也稍微高一些。我们现在常规下是一个针道就够了。

胡永生，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医学博士，医院功能神经外科副主任。年毕业于青岛医学院临床医学系；年-年在山东医科大学硕博连读，主要从事癫痫的外科治疗研究和脑胶质瘤的综合治疗研究；年获得神经外科博士学位，并进入首都医科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主要从事顽固性疼痛的手术治疗研究。医院功能神经外科、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工作，其中-年赴美国UCLA医学中心功能神经外科留学访问。对中枢性疼痛、臂丛神经损伤后疼痛、幻肢痛、癌性痛、头痛、三叉神经痛、舌咽神经痛以及面肌痉挛、脑瘫、帕金森病、肌张力障碍、震颤、癫痫、强迫症、抽动症等疾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较深入的研究。发表论文40余篇，参编专著15部、译著3部，承担省部级课题3项，获得省部级成果6项，先后层担任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中枢痛学组副组长、北京医学会疼痛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微创治疗专业委员会疼痛分会常务委员、《中国疼痛医学杂志》常务编委、《中华神经医学杂志》特约编委、《中华神经外科杂志》等多家学术期刊的审稿专家，中华医学会医疗鉴定专家，北京市医政准入和医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评审专家，曾入选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和北京市卫生系统高层次卫生技术人才培养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