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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先对国内被多次叙述至今的年法国耶稣会士张诚蒙古行程予以讨论和考证，接着讨论同行张鹏翮、钱良择旅行路线游历记录和重建旅行路线地图。考定一些地名的定位，特别指出年法国耶稣会士张诚蒙古行程地图的编纂有必要参考依据他的测绘资料数据，还有后来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中的“热河图”及“河套图”等幅及耶稣会士提供资料在法国编绘印制的有经纬度方格的外文“热河图”及“河套图”等幅清晰地图。
关键词：张诚；蒙古；旅行路线
引言
年，当年刚刚首次来华还不懂中文和蒙古语的法国耶稣会士张诚于此年跟随清朝出使俄罗斯使节索额图从北京经过张家口，又经过归化城，再北上喀尔喀蒙古，在抵达距离库伦东南约千米的地方止步，奉旨返回。然后走张库大道西面的南下归化城之路，入境前东行。而张鹏翮经过苏尼特右旗、张家口返回北京。张诚沿途不时利用当时清朝还不掌握的技术在内外蒙古进行了经纬度天文学测绘，载在他的同年法文旅行日记中。这不仅在内外蒙古地图测绘史，而且在清代地图测绘史上都是一件大事。本文对其行程有必要进行仔细的历史地理考略，以尝试重建同行张鹏翮、钱良择的旅行路线图[1]。拉丁文的《最后中国历史上，我们的时间的亮点在基督教世界，公众现在对于第一次的权力相对于他们传播送往欧洲，我们支持科学欧洲学和民族的道德和本身君主制以及和中国以及莫斯科人与和平的战争已经建立，许多迄今未知的开发》(Novissimasinica，historiamnostritemporisillustraturainquibusdechristianismopublicanuncprimumautoritatepropagatomissainEuropamrelatioexhibetur，deqvefavorescientiarumeuroparumacmoribusgentisipsiusprsertimmonarch，tumdebelloSinensiumcumMoscisacpaceconstituta，multahac-tenusignotaexplicantur/EdenteG.G.L.，2.ed.G.Leipzig，.14p.l.，16，p.，6l.，p.:front.，port.；7cm.丛编WesternbooksonChinapublishedupto，TheselectionofthetitleisbasedontheChinacollectionofthelibraryoftheSchoolofOrientalandAfricanStudies，UniversityofLondon.Firstedition，)是部康熙年间-年东方耶稣会士Jesuits书简地图集(Lettersfrommissions，TheEast)，Verbiest，Ferdinand，-Astronomiaeuropaea.Soares，José，-.Libertasevangeli-umChristi.Bouvet，Joachim，-.IconregiamonarchSinarvmnvncregnantis.Grimaldi，ClaudioFilippo，-.Thomas，Antoine，-.Gerbillon，Jean-Franois，-.Leibniz，GottfriedWilhelm，Freiherrvon，-，Pre-ImprintCollection)?
其中收录了张诚等耶稣会士的书信和地图资料，十分珍贵。笔者见到的是影印的年２版。初版为年。其中附有一幅法文的以巴黎为经度起始点的有经纬度竖长方形方格铜版折叠地图，纬度与今天的一致。约两平方米大，标为北京耶稣会士地图，没有绘图者的名字。我认真考证，发现是－年间张诚8次蒙古之行地图。大比例尺，十分清晰。绘制得如此详细，只能够出自像张诚这样的亲历者之手。下面据张诚路线地图及参考其它地图绘制了格林威治经纬度的年34岁的张诚蒙古之行路线图，其余７次，俟诸来日[1]。
图1年张诚蒙古之行路线图（电子编辑房智潮据房建昌考证资料改绘）
图２年张诚蒙古之行路线图（电子编辑房智潮据房建昌考证资料改绘）左半部分截图
关于张诚的８次蒙古之行的研究有李晓标年内蒙古大学正文40页（实际上45页）的硕士论文《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张诚在华活动述评（－）———以〈张诚日记〉为中心》，其中主要讨论了年第一次蒙古之行[2]。李晓标的硕士学位论文讨论了张诚的年向康熙呈上自己绘制的亚洲地图[3]。这导致后来皇舆全览图的印制。李晓标的硕士论文同时还探讨了张诚的蒙古测绘活动［2］。不过李晓标的硕士论文没有使用张诚的地图。六年后，李晓标年内蒙古大学正文页（实际上页）的博士论文《晚清西方人眼中的蒙古———以西文地图与游记为中心》进一步讨论了包括－年间张诚的８次蒙古之行在内的19部西文游记。后附18幅西文内陆亚洲地图。不过没有一幅是张诚的。在距今－多年前的明末清初时期，西方传教士开始陆续进入古老的中国，清康熙年间法皇路易十四为扩张其势力，进而称霸世界，对中国采取传教方针，经巴黎天文台台长卡西灵与耶稣会磋商，确定了塔沙尔、洪若翰、白晋、李明、张诚、刘应一行６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名单，年３月把他们派往中国（其中塔沙尔留在了暹罗），临行前路易十四还授予他们“国王数学家”头衔，以示重视。这批传教士也带来了一些当时西方的测绘先进科学技术及天文气象等有关科学仪器等，向中国介绍了当时西方特别是法国的科学技术。法国传教士张诚（JeanFrancoisGerbillon－），因其懂汉语并学识丰富而被康熙皇帝留在宫廷里供职，并任过当时的中俄谈判使团翻译。张诚在华期间曾经先后８次伴随康熙皇帝或大臣出行蒙古和关外地区，每次出行他都记有旅行日记。近年来其第一、二、三、四、五次旅行日记已经由中国学者以“张诚日记”为题翻译出版，因日记中记载有很多重要的政治、军事、山川地貌、人文风俗等是研究清朝初期有关历史的一份珍贵资料，其中就有许多有关气象内容的记载。这３次日记分别是：第一次年５月29日张诚首次从北京出发随中国使团参加中俄两国边界谈判，途中因遇噶尔丹军进攻喀尔喀地区，道路阻塞，在抵达那拉忒被迫于10月６日返回北京的过程；第三次年５月９日至９月５日，随康熙皇帝出口外参加多伦会盟的经过；第四次年９月８日至10月22日，随康熙帝巡视蒙古地区的经过。中国学者的中文译文选自年巴黎出版的荷尔德神甫编纂的《中华帝国和蒙古地理、历史、编年史、政治与自然状况的概述》一书的英文版。该日记记载了一些当时我国北方部分地区的测绘气象情况，本文对张诚日记里记载的首次旅行有关测绘地理做了大致的考证分析。
一、年法国耶稣会士张诚旅行日记考
关于此行，由于中俄交涉边界问题，传教士张诚和徐日升精通拉丁文，此事在中国多种文献中有记载，例如《东华录》《朔方备乘》等。钱良择《出塞纪略》（又作《出塞记略》）中说：“其俗奉天主教，文移俱用蜡谛诺字，蜡谛诺者，即今中国所传西洋字也，大抵风尚与西洋国不远，故遣使时皇上特命西洋二臣同行。”
《熙朝定案》记载，“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丙戌周二，年4月13日）理藩院奉旨：朕看所用西洋人真实而悫可信，罗刹着徐日升去，会喇第诺文字，其文妥当，汝等也行移文，往说罗刹”[4]。
康熙四十四年（），大学士等上奏有关俄罗斯贸易时提到语言，“……斯贸易来使赍至原文及译出之文进呈，上阅之，谕大学士等曰：此乃喇提诺，托多乌祖克、鄂罗斯三种文也。外国之文，亦有三十六字母者，亦有三十字、五十字母者，朕交喇嘛详考之，其来源与中国同，但不分平声、上声、去声，而尚有入声，其两字合音者生甚明……中国所有之字，外国亦有之，特不全耳”[5]。托多乌祖克即托忒蒙古文。乌祖克蒙语意为文字[6]。托忒文，又称卫拉特文，清代额鲁特蒙古使用的一种文字。托忒，即明白、清楚之意，因其能较清楚地表达额鲁特地方语音而得名。顺治五年（年）由额鲁特蒙古喇嘛咱雅班第达在回鹘式蒙古文基础上创造。共15字头，个音，自右至左竖行书写，流行于额鲁特蒙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中保存有托忒文的文书。托忒文主要的使用范围是巴音郭楞的蒙古族人民和新疆各地蒙古族人民。巴音郭楞蒙古族人民使用的托忒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卫拉特语支。和硕特学者扎雅班迪达在年在通用的胡都木文的基础上，结合托忒语方言特点创造的新文字，史称托忒文或扎雅班迪达文。
张诚年在鞑靼的第一次旅行情况如下。
《清实录康熙朝实录》记载：“乙亥（三月二日周五，年４月２日），增遣督捕理事官张鹏翮、兵科给事中陈世安，会内大臣索额图与鄂罗斯议约定界。”[7]
翌日“丙子（三月三日周六，年4月3日）……时鄂罗斯察汉汗，遣使费岳多罗等，至色棱额地方，期我使至彼集议定界。上命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都统公国舅佟国纲及尚书阿喇尼、左都御史马齐、护军统领马喇等，往主其议。并率八旗前锋兵二百、护军四百、火器营兵二百偕往。又命理藩院侍郎文达、副都统阿毓玺等，设站运米，至喀尔喀地方，接济大军。以我军经行喀尔喀之地，恐惊其众。差阿喇尼，往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处，令晓谕喀尔喀等，照常安居贸易。”
曹廷杰撰《东北边防辑要》（光绪十一年版）记载，“廷杰谨案，平定罗剎方略：康熙二十七年五月癸酉（年５月30日周日），上命内大臣索额图、都统公国舅佟国纲及尚书阿尔尼、左都御史马齐、护军统领马喇，往主其议。并派八旗前锋兵二百、护军四百、火器营兵二百、每翼前锋参领一员、署前锋参领一员、署前锋侍卫二员、每旗护军参领二员、署护军参领六员、每翼火器营协领一员、参领一员、每旗章京一员，令都统郎坦班达尔沙、副都统纳秦札喇克图率之偕往。何氏北徼界碑考则云：二十七年五月时俄罗斯使臣费要多罗等至色冷格地方遣使来，期我使至彼集议。圣祖命大臣索额图、都统公佟国纲、尚书阿尔尼、左都御史马齐、护军统领马喇，往主其议，并率汉翰林部属等官暨西洋官二员、兵万余人前往。均谓以噶逆阻道，还”。
法国耶稣会士张诚一行年５月30日从北京出发，经过沙河。31日过长城南口。６月１日过怀来和土木城。６月２日过保安城。６月３日抵达宣化府。４日经过下堡和张家口城门。５日抵达哈拉特岭。
图３康熙皇舆全览图河套图的归化城以北
使团成员张鹏翮的《奉使俄罗斯日记》一卷，今存清刻本（上海图书馆藏）；说铃（丛书综录）；小方壶舆地丛抄第三帙（丛书综目）；中国内乱外患历史丛书第十一辑（丛书综录）。又作《奉使倭罗斯日记》一卷，今存说铃（康熙本、道光本）前集。《奉使俄罗斯行程录》，今存同治四年（年）京都龙威阁刻北檄汇编本（丛书综录）；丛书集成初编本。《奉使俄罗斯行程录》一卷，今存艺海珠尘竹集（丁集）本（丛书综录）；满蒙丛书第二集（丛书综录）。《奉使俄罗斯国》，今存清抄本（国图）。《出使倭罗斯纪略（使俄罗斯纪略）》二卷，见嘉庆《四川通志》卷一八四，光绪《新修潼川府志》卷一六。按：光绪《遂宁县志》卷三作《使俄罗斯》一卷。
使团成员张鹏翮的《奉使俄罗斯日记》五月记载甚详：“二十一日……六十里驻昆都勒必纳。”使团另一成员钱良择《出塞纪略》记载：“二十一日壬辰……又五十余里屯昆都勒河。”
谭其骧年及年上海出版的《清代内蒙古历史地图》分图作“克克伊尔根（武川）”南部偏西的“坤都伦”。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内蒙古军区交通战备领导小组办公室出版的《内蒙古自治区交通地图集》无记载。年内蒙古自治区测绘局的《内蒙古自治区地图册》标为武川县治（可可以力更镇）西部偏南抢盘河西支流北的昆都仑。今武川县大青山乡昆都仑村。
二、《嘉庆重修一统志》的一则标点错误
中华书局年点断影印版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仁宗敕撰《嘉庆重修＜一统志＞》即《大清一统志》有一则标点错误：
图４ 《嘉庆重修一统志》截图
笔者认为，又西一路。自归化城西北至推河。抵阿勒坦之地。远近随地名置三十余驿。曰昆都仑克楚。爱毕哈。齐几尔汉。特木儿。布儿哈苏台。五郎厄鲁几。古尔板哈沙图。察汉虾蟆儿。五尼图。波罗苏海。察汉厄尔几。马尼图。敖石喜。家哈。巴尔哈孙。搜几察布雀儿。格得儿古。郭多理。奔巴图。厄尔衣图。魁吞巴扎儿。你楚衮。库尔奇勒图。格里克达。察哈拉尼多。乌纳根乌苏。昏鄂。空兀勒。塔奇。西拉布里。多阿尔博尔济。博济和朔。至推河。计二千余里。有32个地名。标点有的是错误的。如昆都仑克楚应当标点为昆都仑、克楚；搜几察布雀儿应当标点为搜几、察布雀儿；库尔奇勒图。格里克达。察哈拉尼多应当标点为库尔奇勒、图格里克、达察、哈拉尼多。
考证后多了３个地名，所以认为应当标点为35个地名，即：“昆都仑。克楚。爱毕哈。齐几尔汉。特木儿。布儿哈苏台。五郎厄鲁几。古尔板哈沙图。察汉虾蟆儿。五尼图。波罗苏海。察汉厄尔几。马尼图。敖石喜。家哈。巴尔哈孙。搜几。察布雀儿。格得儿古。郭多理。奔巴图。厄尔衣图。魁吞巴扎儿。你楚衮。库尔奇勒。图格里克。达察。哈拉尼多。乌纳根乌苏。昏鄂。空兀勒。塔奇。西拉布里多。阿尔博尔济。博济和朔。”
现在考证如下：“昆都仑。克楚（同治二年《大清一统舆图》第七册北一卷西二第13张坤都伦西北有乌兰布拉克地名，再西北为克楚同名地名。谭其骧清代内蒙古分图同）。爱毕哈（《大清一统舆图》克楚西面有两个察罕齐老图地名。再往西北为霭布哈站。谭其骧清代内蒙古分图同）。齐几尔汉（《大清一统舆图》地名同。谭其骧清代内蒙古图及分图作齐齐尔汉）。特木儿（《大清一统舆图》第七册北一卷西二第14张西七行和谭其骧清代内蒙古图同）。布儿哈苏台（《大清一统舆图》第七册北二卷西二第70张作西七行无记载。谭其骧清代内蒙古图同）。五郎厄鲁几（《大清一统舆图》第七册北二卷西二第70张作乌兰额尔集站。谭其骧清代内蒙古图同）。古尔板哈沙图（《大清一统舆图》作古尔班哈萨图。谭其骧清代内蒙古图作古尔班哈沙图）。察汉虾蟆儿（《大清一统舆图》作察汉哈玛尔站。谭其骧清代内蒙古及外蒙古图同）。五尼图（《大清一统舆图》作乌尼图站。谭其骧清代内蒙古及外蒙古图无）。波罗苏海（《大清一统舆图》作同名站。谭其骧清代内蒙古及外蒙古图同）。察汉厄尔几（《大清一统舆图》西三第７１张作察罕额尔集站。谭其骧清代外蒙古图无）。马尼图（《大清一统舆图》作同名站。谭其骧清代外蒙古图无）。敖石喜（《大清一统舆图》作鄂什希站。谭其骧清代外蒙古图无）。家哈（《大清一统舆图》作衮照哈站。谭其骧清代外蒙古图无）。巴尔哈孙（《大清一统舆图》作塞尔巴尔哈逊站。谭其骧清代外蒙古图同）。搜几（《大清一统舆图》作鄂尔鲁搜集站。谭其骧清代外蒙古图无）。察布雀儿（《大清一统舆图》作察布哈尔站，与后一站东西倒置。谭骧清代外蒙古图同）。格得儿古（《大清一统舆图》作格德尔古站站，与前一站东西倒置。谭其骧清代外蒙古图无）。郭多理（《大清一统舆图》作郭都里站。谭其骧清代外蒙古图同）。奔巴图（有耶稣会士蒋友仁法文地名注释《乾隆十三排图》作布穆巴图站。《大清一统舆图》西三第72张作布穆巴图站。谭其骧清代外蒙古图同）。厄尔衣图（《乾隆十三排图》作鄂尔哲圆布拉克。《大清一统舆图》作鄂尔哲图布拉克（‘图’为‘圆’形近之讹）。谭其骧清代外蒙古图无）。魁吞巴扎儿（《乾隆十三排图》分作巴哈魁屯巴扎尔和伊克魁屯巴扎尔大小东西两个站。《大清一统舆图》分作巴哈魁屯巴扎尔和伊克魁屯巴扎尔大小东西两个站。谭其骧清代外蒙古图无）。你楚衮（《乾隆十三排图》和《大清一统舆图》作呢楚衮站。谭其骧清代外蒙古图同）。库尔奇勒（《乾隆十三排图》作Sairoulsou赛尔乌苏和Kotolo科托罗两个站。库尔奇勒应当为科托罗异译。《大清一统舆图》作赛尔乌苏科托罗站。再往西有纳林郭尔、布穆巴图乌兰托罗海两个站。谭其骧清代外蒙古图无）。图格里克（《大清一统舆图》作同名驲（驿站）。谭其骧清代外蒙古图无）。达察（《大清一统舆图》西四第73张作阿尔班和岳尔达扎站。
图５ 《大清一统舆图》乌兰额尔集站至马尼图站部分截图
谭其骧清代外蒙古图无）。哈拉尼多（《大清一统舆图》作哈拉你多驲。谭其骧清代外蒙古图同）。乌纳根乌苏（《大清一统舆图》作锡拉站。谭其骧清代外蒙古图同）。昏鄂（《大清一统舆图》作轰鄂驲。谭其骧清代外蒙古图无）。空兀勒（《大清一统舆图》作同名驲。后面往西偏北有鄂本乌苏、哈拉乌苏两个地名。谭其骧清代外蒙古图无）。塔奇（《大清一统舆图》作塔里浑诺和。谭其骧清代外蒙古图同）。西拉布里多（《大清一统舆图》作锡拉布里都泊。后面往西偏北有博硕罕扎克地名。谭其骧清代外蒙古图同）。阿尔博尔济（《大清一统舆图》第七册北三卷西四第21张作和尔博尔津。谭其骧清代外蒙古图无）。博济和朔（《大清一统舆图》作博吉和硕站。在上一站推河南东北。谭其骧清代外蒙古图同）。”
图６《乾隆十三排图》法文本敖石喜至郭多理部分截图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古籍舆图组研究员孙果清年访问英国时不知道是否见蒙古古地图。他年在一份不太厚的16开的由中国国家测绘局主管，中国地图出版社主办的创刊于年的科学普及性地图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拍卖《乾隆十三排图》的３页文章，其中指出：往昔御用秘藏，今日民间至宝。百闻不如一见，且看花落谁家。《乾隆十三排图》即《乾隆内府舆图》，在清代一直被朝廷视为珍宝，只供御览，秘不示人，即便是官员学者也少有知晓。该图传世极为罕见，初印本仅存两部，二印本亦仅有十部，现铜版已不可再用，遂成绝版。这次惊现拍卖市场的，是《乾隆内府舆图》流传到民间的唯一的一部。康熙、乾隆年间进行的全国地图测绘，是我国测绘史上光辉的一页。其成果康熙《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舆图》（即乾隆十三排图）被英国著名科学家、中国科技史大师李约瑟誉为：“不仅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种，而且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然而，这种官方编制的舆图，一直深藏内府，仅供御览。官员与庶民是无法见到的。如《乾隆内府舆图》出现在民间，是一件幸事。由于它富有珍贵资料性，刻绘艺术性，历史文物这种新奇的东西，而没有被当作新技术加以推广。清初国力强盛，为巩固疆域，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康熙皇帝亲自筹划，并决定利用西方的人才和技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经纬度大地测量和编绘全国地图的工作。自康熙四十七年（年）始，由中国官员和西方传教土组成测量队，历经10年完成了中国第一幅实测地图———康熙《皇舆全览图》。但是，康熙年间，因新疆准噶尔叛乱，西部测量仅止于哈密。故《皇舆全览图》还不是完整的全国实测地图。
笔者在孙果清所在的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古籍舆图组见过木板的康熙《皇舆全览图》，发现对哈密以西有不少经纬度绘图，最好的说明就是其中的康熙六十年（年）的木版第11幅《杂旺阿尔布滩图》：
图７康熙六十年（年）的木版第11幅《杂旺阿尔布滩图》截图，其中的土鲁番与洛普鄂模肯定在哈密以西。所以我断定孙果清没有考察过该地图
该图的编绘者是时年58岁的费隐（XavierEhrenbertFridelli，－年在世），据其康熙五十五年（年）52岁时的测绘而成。该图反映了杂旺阿尔布滩（即策旺阿拉布坦）的疆域，十分珍贵。
孙果清接着指出：乾隆朝平定准噶尔、大和卓、小和卓以后。乾隆帝于乾隆二十年（6年）开始，又继续向西北地区进行测量。先后两次分别派刘统勋、何国宗、明安图等中方测量人员与西方测量人员傅作霖（FelixdaRocha）、高慎思（JosephaEspinha）等前往新疆天山南北两路测量经纬度，测得哈密以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93个点经纬度数据并重新测绘了西藏地方。通过这次修正，乾隆四十年（年）由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制成铜版块（含地图页），乾隆御制分裁十三排，故又称《乾隆十三排图》。开本纵46.5ｃｍ，横75.5ｃｍ。该图以通过北京的经线为中央经线，其范围：东自库页岛，西迄地中海（东经37°至西经97°）。南起南海、印度洋，北至北冰洋。《乾隆内府舆图》为研究中国测绘发展史，为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研究本辖区府县之改易，大河之迁徙，驿站之远迩，地名之沿革等方面，保存着大量而重要的史料，称得上是难得的古籍特藏品。这次测量获得了中国第一次全国版图内的经纬度网点点的成果，并取得全国处经纬度值，从而完成了康熙年间尚未完成的测绘。乾隆二十五年（年）在此基础上加以补充修订，绘制了乾隆《皇舆全图》[3]。从此我国开始有了以经纬测量为基础的全国地图。这不仅在我国地图测绘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在世界各国地图测绘史上也是一次规模极大的盛举。乾隆二十七年（年）以后，就地理范围而言，大致包括整个亚洲大陆，中国境内行政区依乾隆二十三年（8前后的建置为准各、州、县及山、河等名称），经修订后均用汉文标注，比例尺约为１∶，比康熙《皇舆全览图》大一倍多[4]，各要素增加了许多，内容更加详细，所采用的地理要素符号也有了很大改变，其中古代采用经纬网绘图法，首次测绘出的最完整的全国舆图，这套区域面极广、精度极高的大地图，被朝廷视为珍宝收藏[8]。
这么珍贵的地图中，对蒙古地区孙果清当然无暇述及。目前清代地图学界均认为《乾隆内府舆图》当时的印本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只是发现了印制的铜板。我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古籍舆图组见过印本。我认为上面没有《乾隆内府舆图》字样，所以孙果清不能判定。因为判定清代前期蒙古古地图，需要反复琢磨。现展示如下。
图8由耶稣会士蒋友仁法文地名注释《乾隆十三排图》布穆巴图站至博吉和硕站部分截图
担任中国使团拉丁文翻译的法国人张诚在日记中记述，年6月23日他们几乎都是向着西北方向前进，约旅行了50里。张诚一行在路上遇到一些去归化城买骆驼和马匹的蒙古商人。
这表示此为通常的商路。张鹏翮应当在略往东，他的《奉使俄罗斯日记》五月记载：“二十六日……行五里，有废城基址，可七里许。平原迥合，气势攸聚。西人城此，亦知地利者也……二十里次察汗卓鲁，计程七十里……军中执捕盗马贼，审系打尔亥王部落。王来见使臣，词色甚惭。”
“二十九日……驻阿尔七金地面”。“三十日……逾平冈六十里……下冈二十一里驻喀龙（卡伦边界）”。
图９ 张诚路线图年６月23日在齐几尔汉驿站东北爱毕哈河西北岸的点位三、进入喀尔喀界
张鹏翮的《奉使俄罗斯日记》六月载：“初一日入喀尔喀界……行五十里次哈泥哈打”。“初二日……行九十里次克勒孙”。“初四日冒暑行七十里，收科尼赤”。
钱良择《出塞纪略》记载：“初四日乙巳……晚屯呵呢七不喇。”“呵呢七”即“科尼赤”之异音，“不喇”即布拉克（泉水）。
嘉庆《清会典事例·驿程》记，“赛尔乌苏台一百里至戈壁和尼奇台”。此即第二十五台“戈壁和尼奇台”，见于谭其骧年及年上海出版的《清代外蒙古历史地图》（溥恩寺）。
金峰教授的《清代外蒙古北路驿站》首次指出：“他们所经过的科尼赤地方，后来成为阿尔泰军台的第二十五台。[9]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辛岩从法文翻译的法国伊夫斯·德·托玛斯·德·博西耶尔（Bossiere,YvesdeThomazde）夫人所著《耶稣会士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Jean-Francoisgerbillon,S.J(-)T.:undescingmathematiciensenvoyesenChineparLouisXIV.Leuven:FerdinandVerbiestFoundation,K.U.Leuven,.郑州，大象出版社，年）正文有页，介绍了张诚的生平事迹，包括前往暹罗和中国的航行，张诚在鞑靼的其它旅行，从张诚寄往欧洲的书信看其至年间在北京的生活等，但是对张诚的测绘成就叙述很少。
李晓标的博士论文有页，研究了张诚（Gerbillon,Jean-Franois,-）的8次蒙古之行，引用有15幅蒙古旧地图，其中有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藏东亚地图（StanfordUniversitydigitalmapeastasiaChineseempirewithJapanandKorea）：
图10PolitischeKartevonChina:Japan,Korea,ChinaundderMandschurei/herausgegebenvonA.Scobel(1-)年印制，年再版，莱比锡。此德文地图截图中的Honitschi即科尼赤李晓标博士没有指出这重要一点。
图11《俄罗斯帝国各省和地区的地图》（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分布，以最高的意志来评价。第十二辑第６页，符拉迪沃斯托克滨海边疆区／根据内政部长命令，于年编写；由他的帝王主持）“下库伦”幅的库伦东南下至布哈因茂乌苏和乌兰托罗海之间的俄文地图截图的再往南面的科尼赤。
康熙二十七年（年）六月初，噶尔丹率铁骑3万，越杭爱山，分路向喀尔喀左翼土谢图汗、车臣汗进攻，铁骑狂飙，席卷漠北。此时，土谢图汗的部队正在楚库柏兴（色楞格斯克）围困戈洛文，噶尔丹从背后杀来，解救了戈洛文。土谢图汗之弟西地西里，被迫立即从色楞格斯克抗俄前线撤军，增援土谢图汗。土谢图汗之子噶尔旦台吉于特木尔地方迎战噶尔丹，大败，仅以身免。噶尔丹侄丹津温卜率领的另一路骑兵，直奔厄尔德尼召，攻掠其地，距哲卜尊丹巴仅２日程，意在歼灭之。
图12中国内政部年10月编制的万分之一比例尺“蒙古地方行政区域图”中的霍尼治。
六月初八日，以索额图为首前往色楞格斯克与戈洛文谈判的中国使团，已进入车臣汗境内七百里地方，驻克勒阿祭拉漠地方，他们目睹了喀尔喀被击溃的狼狈惨景。使团成员张鹏翮的《奉使俄罗斯日记》逐日记载甚详：“（六月）初八日（7月5日），行三十里入山沟，有溪水嫩草，停骖小憩。复行七里，驻克勒阿祭拉漠。时方亭午，道上见喀尔喀国人挈孥载帐而去者，询知喀尔喀与额诺德（噶尔丹）战败，而部落各奔。”
使团另一成员钱良择《出塞纪略》记载：“屯克喇阿祭勒罕……是日（六月初八日，7月５日），见土人有负襁迁徙者。主帅（索额图）遣通事询之，传说噶尔噶（喀尔喀）国主与厄鲁忒国接战而败，其人皆逃，未得其实。”
“漠“可能是”汉”之形近而讹。
张鹏翮的《奉使俄罗斯日记》记载：“（六月）初九日（７月６日）……是日，道上见喀尔喀人奔溃数千，因询知其国王（土谢图汗）及剌麻（哲卜尊丹巴）俱败逃无踪。其部落各鸟兽散。夫喀尔喀塞外雄藩，地大人众……遁卒踉跄，一败涂地至此。”
钱良择《出塞纪略》记载：“（六月）初九日（７月６日），屯齐尔兔地……喀尔喀国人男妇追随驼马，络绎而南，不下万数，奔忙倥偬，若有蹑其后者。通事讯之，乃知其主徙失也兔汗（土谢图汗）提兵数十万与厄鲁忒国主战于边界，大败，全军崩溃……（哲卜尊丹巴所居土拉河地方）亦为厄鲁忒所烬……”
张鹏翮《奉使俄罗斯日记》记载：“（六月）初十日（７月７日），还军克勒阿祭拉漠……喀尔喀汗战败犹存，剌麻败遁无踪。又理藩院尚书阿尔尼，发笔帖式赴京奏闻……”
钱良择《出塞纪略》记载：“（六月）初十日７月７日）……复移营至克喇阿祭勒罕，遇（喀尔喀）迁徙者蚁聚蜂屯，其色惊惶……晚车臣汗使至，以败状闻于我军……是日，传闻厄鲁特兵至，三军狼狈而逃，虽严禁不能止，合营不得食者竟日。主帅（索额图）躬擐甲胄，以备不虞……”
马大正主编的一部正文厚达页的卫拉特史专著对年的噶尔丹进攻喀尔喀的讨论连一页都不到，仅根据张鹏翮的《奉使俄罗斯日记》记载：“喀尔喀溃卒布满山谷，行五昼夜不绝。”[10]
何时何地？
张鹏翮的《奉使俄罗斯日记》记载：“（六月）十一日（7月8日）、十二日（7月9日），仍驻军。喀尔喀溃卒布满山谷，行五昼夜不绝。”
图13张诚７月７日前后地图。表明发生在库伦南面约公里谭其骧地图所标他拉多兰（后来著名的赛尔乌苏大驿站所在）及往东约公里的克勒阿祭拉漠（“漠”为“汉”之形近而讹）一带。
担任中国使团拉丁文翻译的法国人张诚也记述了他所看到的情景：“7月8日（六月十一日）……（喀尔喀人）他们向（从）北边（往南）逃难，是为了躲避以大批军队开进他们国土的厄鲁特的汗。”
钱良择《出塞纪略》记载：“（六月）十二日（７月９日）……屯营不行，待佟（佟国纲）、马（马齐）二帅合兵之信。抵夜，理藩院喇员外驰至喘息流汗云：四日之内奔走千里有奇，订二帅于前途合兵，遂束马待旦。”
张诚记述：“７月９日（六月十二日），……他（噶尔丹）的军队造成的恐怖使得所有的鞑靼人逃离此地。不但如此，喀尔喀汗的兄弟大喇嘛（哲卜尊丹巴）他自己，被迫也逃避到中国的边界。”
王锡祺字寿萱，号瘦冉，室名“小方壶斋”，清河（今江苏淮阴）人。工诗文，尤长于地理之学。《小方壶舆地丛钞》是清代王锡祺辑地理类丛书，一千四百余种。有光绪二十三年上海著易堂排印本、年杭州古旧书店影印本。内第三册张鹏翮记载六月“十四日行七十里吹（‘次’之形近而讹）克布禄。”何秋涛（－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从事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学者，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可谓著述颇丰。他有感俄地居北徼，与我朝边卡相近，而诸家论述未有专书，于是将官私著述中有关北部边境的史料，进行分类、排比、考订汇成《朔方备乘》一书。该书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论述中俄关系的巨著，在近代边疆史地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卷四十二《考订奉使俄罗斯行程录》记述了张鹏翮的记载六月“十四日行七十里次尧（一作克）布禄”。后引述了张鹏翮返程记载六月“二十九日兼程，行七十八里驻克布禄（抵中国之百里）”[11]。对这两段张鹏翮往来“克布禄”的记载，何秋涛的《考订奉使俄罗斯行程录》均未考定地望所在。所以在后一段张鹏翮返程“克布禄”记载的前面，“张穆曰：案文端初出还军克勒阿祭拉汉，已复北行百二十里；次克布禄，已逾前次所驻之查哈马克图二十里。克布禄，疑即克鲁伦之译语。未渡河而北，故不言河也。复行百三十余里而见石山耸拔，盖又越东库伦而西。石山殆巴彦集鲁克、阿布达兰台诸山矣。自此复北行百一十里，遂还军而南。综其行程，盖东未逾喀鲁伦，西未抵土喇，故时时以乏水草为言”。
张穆在此试图考证文端北至的地望。整理他的叙述，往南面依次为：
克布禄
查哈马克图
克勒阿祭拉汉
张穆考证：克布禄，疑即克鲁伦。根据只有两个地名前面一字均为“克”。晚清西北史地之学走上了绝路，就是因为字音之转。
我认为张鹏翮和张诚抵达的最北端是那拉忒。
那么那拉忒在什么地方呢？李晓标的硕士论文专门研究了张诚，博士论文也有对张诚的进一步研究。不过他没有研究张诚年行纪抵达的最北端，但是他博士论文最后一张地图模糊不清。因为将一幅大比例尺地图缩小到一页的三分之一，尽管博士论文中作了分析。
我见到了这幅唯一有那拉忒地名的克鲁泡特金的万分之一的年俄文彩色地质地图：
图14克鲁泡特金地图截图，其中库伦东南至那拉忒没有别的地名，可见荒凉。那拉忒北距地图中的克鲁伦河南岸最近还有约公里一段路。
《沙俄侵华史》根据张鹏翮《奉使俄罗斯行程录》和钱良择《出塞纪略》认为：“同年五月三十日，索额图等从北京启程，出居庸关，经张家口、归化城等地，并继续北行，穿过‘寸草不生、地无勺水’的沙漠地带，七月下旬行抵克鲁伦河附近……因此只得返回。”[12]
笔者认为应当叙述得更加准确详细一些，根据张鹏翮《奉使俄罗斯日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版）：同年五月二日（5月30日），索额图等从北京启程，出居庸关，经张家口、归化城等地，并继续北行，六月初九日次查哈马克兔，“查哈马克兔一带寸草不生、地无勺水”。张鹏翮六月十七日（7月14日）行抵乌奴苏太北面63里的“拏拉克带叟即不拉（北距克鲁伦河南岸最近还有约公里一段路）”，……，因受阻只得返回。
钱良择《出塞纪略》记载：“（六月）十四日（７月11日）……行四十余里过齐尔兔旧屯地。所凿之井已竭，旧井尚存。午余晴暑，行次遇迁徙者渐稀。又三十余里屯乌兰克波儿，掘井得水，甘咸不一。无寸草以济马饥。”
张诚记述：“７月16日（六月十九日）……路上又遇到很多喀尔喀鞑靼人携带家眷和牲畜逃难。厄鲁特的入侵使他们非常惊慌，以致他们只知道汗和他的兄弟喇嘛已经逃走。”[13]
从３位目击者逐日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六月初噶尔丹分路进攻喀尔喀，到初八、初九日，喀尔喀损失惨重，陷入一片混乱，几乎全面崩溃。这就说明，噶尔丹经过充分准备，精心谋划，以突然猛袭，横扫漠北，致使喀尔喀残破。
张鹏翮记载六月十六日（北行）次（至）乌奴苏太。钱良择记载六月十六日（北行），屯（驻）乌奴苏太。
张鹏翮记载六月“十六日辰刻乘阴行二十里次乌奴苏太”。
钱良择记载六月“十六日丁巳，轻阴微风，行二十里，屯乌奴苏太”。
康熙五十一年（）清政府派遣图理琛使团出使土尔扈特部是清代民族关系、中俄关系史上一次重要的历史事件。使团出使往返费时近３年，行程近4万里，穿越西伯利亚，抵达伏尔加河流域，是清政府官员第一次抵达欧洲，随团史官图理琛依据沿途见闻和使团出使的情况写成《异域录》一书，由雍正帝亲自授令刊印。《异域录》学术价值很高，是研究民族关系史、中外关系史、历史地理学不可或缺的资料。其中记载：那拉忒赤劳“其南十里许乌那斯太地方产黑白二种英石，余见而爱之，忘其驮载重累，择其佳者十余块置布袋内交付台吉万舒克收贮。又行三日至达布苏台地方，贝勒旺扎尔迎接，请皇上起居，设帏帐宰牛羊筵宴，观随往新满洲步射。送十余里辞归。又行三日，地势渐下。七月初三日自鄂什欣布里度地方下兴安岭北界至汗山东边枯尔布里度地方，其东南二十里许即勦灭逆贼噶尔丹之召磨多地方，在大路傍，俱平坂。小山谷中树木丛生，有小溪沿山麓川谷纡回而流。初五日至土喇河岸，因连朝阴雨河水泛涨，既无舟楫，难于涉渡，俟水势稍落，驻宿三日”。
张诚日记和地图显示：７月19日（六月二十二日），他们一行走了80里，60里向西北方向，其余向北，即北上偏西，经过M.Bouhaoola（布克乌拉山）东侧和Boukha?nmouussou（即谭图的“布哈因茂乌苏”）东侧，抵达索三老爷的宿营地Narat，这时已经是20日了。
图15张诚路线图年6月20日在克鲁伦河南岸最近还有约公里一段路的布哈因茂乌苏和布克乌拉的点位。
《康熙皇舆全览图》及《乾隆十三排图》以后，内蒙古的地图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创新的经纬度控制。直到道光初年，才有了一幅非常精美的黑白俄文张库旅行路线图，即以巴黎为经度起始点（子午线）的实测有经纬度方格的恰克图至北京往返地图（CarteitinérairedeKiakhtaàPéking,EgoraTimkovskago，１俄寸等于25俄里），这就是俄罗斯北京第十届东正教布道团监督官叶尔·费奥多洛维奇·季姆科夫斯基（ЕгорФедороыичТимковский，年12月1日－年5月15日在任，－年在世）所著《
和年经过蒙古的中国游记》（ПутешествиевКитайче
резМонголиювигодах.Ч.3,ВозвращениевРоссиюивзгляднаМонголию，１－３卷，圣彼得堡，年，第１卷前面XVIII前言和目录，后面正文页，第2卷正文5页目录，第6卷前面XVIII，后面正文页），其中对俄中通商的张库官道及歧路、商品情况等都有详细的记载。
年页的英译本第二卷有往返路线、日期，记载31岁的他与一行同伴从北京返俄，年６月30日抵达Boukha?nmooussou（即谭图的“布哈因茂乌苏”）。在来路的西面。布哈意为牛。茂乌苏意为恶水，实际上是南面半俄里的井[14]。
图16季姆科夫斯基俄文旅行路线图截图，布哈因茂乌苏在北纬46度北。与张诚日记吻合。
图17《俄罗斯帝国各省和地区的地图》（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分布，以最高的意志来评价。第十二辑第6页，符拉迪沃斯托克滨海边疆区／根据内政部长命令，于年编写；由他的帝王主持）“下库伦”幅的库伦东南下至布哈因茂乌苏和乌兰托罗海之间的俄文地图截图。
张诚地图显示Boukha?nmooussou在纬度46度以北，谭图标出的“布哈因茂乌苏”在纬度46度以南。
图18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陆地测量总局年编绘，同年十月制版的蒙古察哈尔省百万分之一《乌得》分图中的“布喀音穆乌苏”北距北纬46度有35公里左右。
Narat,年的张诚蒙古旅行日记中文译为“那拉特”[15]。张鹏翮六月十七日（7月14日）作乌奴苏太北面63里的“拏拉克带叟即不拉”；钱良择六月十七日作乌奴苏太北面60余里的“拉克带叟吉不喇”，比较起来，前面显然缺一字。
张鹏翮记载：六月“十七日微雨行三十三里，石山磊落，参差连壤，奇峰耸拔，竞势争高，振衣登岭。遥望白云孤飞，徘徊久之。复策马行三十里，次拏拉克带叟即不拉。抵中国之八十里”。
钱良择记载：六月“十七日戊午，时雨时晴，行三十里……又行三、四里，屯拉克带叟吉不喇。土山窿然，乃卑于石。迥首南望，犹见灭没如髻鬟也”。
《异域录》记载：“勅书已成，支取驿马护送兵丁。于壬辰年五月二十日自京师起程，是日，老父率诸兄弟并亲友出城饯送，不忍遽离，在北极寺久坐，将暮，不能远去，宿于沙河。行六日，出张家口。于六月初二日越兴安岭至正黄旗察哈儿哈穆虎地方。察哈儿蒙古官兵预备驼马毡帐，供给羊只迎接。自此处将内地所乘驿马并护送绿旗兵丁俱发回。又行十余日至喀尔喀阿拉布坦王所属巴颜布拉克地方。喀尔喀官兵预备驼马并供给羊只迎接。此处系兴安之上，有一带石山，产金桃皮树。又行二日至西拉布里度地方，有十余里沙冈。十六日至瀚海之南界阿尔哈林图枯布尔地方。十七日至瀚海适中朱尔辉地方。此处产各色小石，有查克木树丛生（其木高五尺许皮似煖木叶似三春柳质甚坚），其地方有流泉二三处流聚成小泽，水清而甘，有水禽集其中。睹此忘其为瀚海而目为内地焉。十八日至瀚海之北界哈囊布拉克地方。又行三四日至那拉忒赤劳地方，其地皆旷野四望无际，惟此有山一处，甚奇异，周围十余里；其山之石蜿蜒层叠形如盘蛇，犹人力为之者，山之下有流泉。”
张诚日记和地图显示：“那拉忒”西南近处即为“布哈因茂乌苏”。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异域录》一北一南的“那拉忒”和“乌那斯太”，与张鹏翮的“拏拉克”和“乌奴苏太”正相对应。谭图的“布哈因茂乌苏”东北近处为“那拉忒”所在，谭图的“布哈因茂乌苏”东南近处为“乌那斯太”的真正所在。
《圣祖仁皇帝亲征平定朔漠方略》记载的“纳喇特”即“那拉忒”，在年6月前后，它不仅是个大驿站，而且是个重要的粮站转运点：“上谕理藩院曰：西路回军粮运之事，问之常明，已得闻其详矣。辛保范承烈等目下在于何地？着行文钟申保并将东方坐塘人员俱过来否？今已如何？查明速奏。至是理藩院奏言：据钟申保等呈称：保等于六月十五日到归化城凑集骆驼牛车，十九日自湖滩河朔运仓斛千石米二十二日到归化城。闻兵来将近，即起行迎往。二十四日于巴颜俄博地方遇西安右卫兵，一面给粮，一面问之。领兵大臣以骆驼负米遣迎大兵尾后，俟米给完后保等亲来另奏。外二十八日遇理藩院主事和尚奉大将军费扬古差往取翁金之米。问之，据云按察使囊吉理所运之米与彼同于是月十四日俱到纳喇特地方。宁夏右卫兵已过，是以不及其先又有辛保所运之米前到纳喇特地方，亦不相及云闻……”
“命以翁金所贮之米速解大将军费扬古军。前兵部奏言：据宁夏侦探主事巴什纳呈报：西安副都统席尔哈达以满兵一千分为二队，按察使囊吉里运到头队米五百石，使满兵五百同囊吉里于六月初七日起行往解。大军续于十二日，巡抚舒恕运到米五百石，又使满兵五百同舒恕往解大军，所余之米令参将张献午等在翁金看守奏入。上命速发至大将军费扬古军前。大将军费扬古奏报西路军粮诸事，费扬古奏言：右卫防军统领费扬固之兵来自拖诺于六月初七日到纳喇特布喇克，因不闻粮运声息，起行而来至西喇穆冷界上遇皇上遣御史钟申保等来迎支七日粮。”
“……及陕西宁夏大同发回官兵节减而食计口分给，俟至纳喇特将西路运到之米算明伊等到日支取各赴本……言右卫兵、宁夏兵自拖诺遣回纳喇特。前者朕闻西路之米令从驿路纳喇特而去，并未报西路之米已到……官往问王国昌、喻成龙等令去员亲身查明来奏。从纳喇特前去之兵何时过去给米与否，亦差官一员查明来奏……固西安副都统巴林领纳喇特一路兵而来问之据云我等自拖诺别大将军费扬古而趋纳喇特之路，曾领八日粮而趋纳喇特之路，曾领八日粮而来。西安兵于六月初三日到纳喇特，初四日过纳喇特。右卫兵于六月初七日到纳喇特。初八日过纳喇特。我军在……尽坏不能运至纳喇特，行文在案。至副都统席尔哈达押防囊吉理之米五百石到纳喇特，遇辛保闻大将军及……”
“癸未（五月二十八日，年6月27日），命副都统祖良弼焚余粮以防寇掠。议政大臣奏曰据通政使莫里溥疏称：副都统祖良弼移文副都统阿兰泰云：副都统席尔哈达与按察使囊吉里同运米五百石赴纳喇特地方。弼身待巡抚杨副将等解来之米，而巡抚舒恕卧病昏沉不理诸务，乃与副将杨林共商将运米二百石赴纳喇特地方。已行四站不料六月十八夜遭大风雨，负米之驴冻毙千余头。弼于巴罕厄里根地方候我官兵。据此查得近者侍读学士喇什报称噶尔丹由翁金之路而去应差”[16]。
四、返程
张诚日记７月26日记载向南偏东行了57里。张鹏翮记载六月“二十九日阴凉，兼程行七十八里，驻克布禄。抵中国路程之百里”。
张诚日记７月27日记载向南偏东南行了60里。仍然走索三老爷走过的那条路。
张诚日记８月7日记载走了30里，其中５－６里路程向北，其余则向东南。喀尔喀的大喇嘛，即当地国王的兄弟，奉命前来对使臣们表示慰问。他们所在的地方距离张诚处不过30里，有大约一千人伴随着他。这些人曾随同他一起溃逃。张鹏翮的《奉使俄罗斯日记》七月日记记载甚详：“十二日次科尼赤。”
张诚日记8月8日记载向东偏东南方向行进了40里。驻留在哲卜尊丹巴喇嘛营地附近。测得的地球子午线高限为62度55分或63度，因为在5分钟内无法测出数据，所以不准确。该地的纬度为43度12分。张鹏翮的《奉使俄罗斯日记》七月日记记载：“十三日行三十里，拣南集水出驻节。”
张诚日记８月９日记载驻留在哲卜尊丹巴喇嘛营地附近。测得太阳的子午线高度将近62度42分，因此测得的纬度为42度51分。张鹏翮的《奉使俄罗斯日记》七月日记记载甚详：“十四日风凉，次克勒孙。”
张诚日记８月10日记载驻留在哲卜尊丹巴喇嘛营地附近。张鹏翮的《奉使俄罗斯日记》七月载：“十五日行软沙七十里。甚属艰难。”
张诚日记８月11日记载驻留在距离哲卜尊丹巴喇嘛营地5－6里格附近。张鹏翮的《奉使俄罗斯日记》七月载：“十六日过哈喇哈打五里入山沟。
……折不孙丹八剌麻（哲卜尊丹巴喇嘛）由秃喇必纳（今天的乌兰巴托图拉河）遁此。”
此前走的是回头路。而后穿过来时卡伦更加东面的另外一个卡伦入境，然后向东返程。
张诚日记8月12日记载驻留在哲卜尊丹巴喇嘛营地附近。张鹏翮的《奉使俄罗斯日记》七月日记记载甚详：“十七日巳时入噶禄（卡伦，边界），次答布泰哈不七儿。计程四十里。”
张诚日记８月28日记载了境内蒙古49旗。张鹏翮记载八月“初三日，早行。逾平山六十六里，驻至喜。环叠皆山，茂草盈野，远望清翠豁目。此出塞所罕见者也。自噶禄（卡伦，边界）至此为色纽地。色纽爵王为本朝属国四十八旗之一也。”
色纽为何王爷地？根据张诚返程路线比对，我认为是苏尼特右旗。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卷五的四子部落部分认为：“色纽，四十八旗中更无此名。其时四子部落王为达木巴琫素。疑色纽即巴琫素传钞之讹。”张穆认为“色”与“巴”为形近而讹。我认为在此这种比对并不可靠。
实际上苏尼特右旗就在四子王旗东面。
张诚日记载年９月21日（八月二十七日丁卯周二）向东偏东南方向前进了60里。
年９月22日（八月二十八日戊辰周三）走了70里。
年９月23日（八月二十九日己巳周四）几乎是正东方向行进了70里。
图19张诚地图和日记记载他年9月20日（八月二十六日丙寅周一）抵达（今天的张北县）安固淖尔（湖）北面偏西处。年9月24日（九月一日庚午周五）向东偏东南方向前进了30里年9月25日（九月二日辛未周六）向东偏东南方向前进了40里。
年９月26日（九月三日壬申周日）前进了50里。年9月27日（九月四日癸酉周一）旅行了里，张诚一行经过普坨（Puto）的山谷营地。康熙刚在此地附近住过[5]。绕山多走了25里首次见到了康熙皇帝。《清圣祖实录》此日条：“癸酉。上驻跸克勒和洛。”[17]图20耶稣会士康熙时期中国鞑靼地图第三幅中的K?reOmo克勒和洛。和洛即湖。
克勒和洛即今天的沽源县著名的旅游胜地天鹅湖。
天鹅湖位于沽源县城北３公里处，旁边建有天鹅湖度假村。该度假村的文字介绍：天鹅湖历史悠久，一些历史文献都有记载，《皇舆图》称之为“库勒诺尔”。康熙来过这里。
当地人似乎不知道康熙实录的克勒和洛即天鹅湖。张家口地方学者编印的清实录察哈尔史料年部分就没有康熙到此的记载[18]。
对外人来说，康熙是否到过天鹅湖也许并不重要，但是对于当地人则文字记载和地图资料极为珍贵。《沽源县志》大事记对年康熙在此的记载就是缺失的[19]。图21《康熙皇舆全览图》“热河图”称之为“库勒鄂谟”。
张诚日记记载他年9月28日（九月五日甲戌周二）继续留在营地。康熙一天呆在森林里[6]。
张诚日记记载他年9月29日（九月六日乙亥周三）在当地，康熙将营地迁往离原驻地50里的色尔格台隘（SirgaTaiye,作SirgaTaié）[20]。《清圣祖实录》（清实录康熙朝实录12），卷此日条：“乙亥。上驻跸西尔哈和洛。”西尔哈即Sirga的译音。张宝剑英译不知何故此日后的七日未译[7]。下面我作了补译。
张诚日记记载他年9月30日（九月七日丙子周四）离开了康熙的营地。几乎向西走了40里，向西南走了30里。住宿于一大站10里外。
年10月1日（九月八日丁丑周五）走了里，先往南30里，略向西，又向西南偏南走了20里。在此离开所走经路访问了国舅的庄园[8]。
年10月２日（九月九日戊寅周六）向东南偏南走了20里。
年10月３日（九月十日乙卯周日）走了90里，一部分西南偏南，一部分西南。
年10月４日（九月十一日丁丑周一）走了70里。
年10月５日（九月十二日戊寅周二）走了里，一部分向西南，一部分西南偏南[9]。
年10月６日（九月十三日乙卯周三）走了60里，返抵北京[14]。
结语
分析观察中国清代地图测绘史中西方人在内外蒙古的考察游记和路线图绘制的轨迹，可以看出：法国耶稣会士张诚年亲自实测的旅行路线图至关重要，此行开启了清代中国及内外蒙古测绘地图的先河，促成后来的有经纬度的实测《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编纂和印制；以法国耶稣会士张诚的法文旅行日记与此年同行的张鹏翮和钱良择的两部中文游记进行比较，可以首次对这两部游记做出初步的，但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深入的地理研究和地名定位。纵观清代内蒙古地图测绘史的变迁，我们发现：结合韩儒林、金峰教授对清代外蒙古北路、内蒙古五路驿站的历史研究，考证和确定清朝档案史料中蒙古地区许多重要地名的位置，可进一步对谭其骧的《清代内外蒙古历史地图》做出重要的补充数据。应当指出：清代内外蒙古的地图测绘史的研究目前还比较薄弱，我们认为大量有关清代内蒙古地图测绘史的法文、俄文、英文和日文游记及路线图目前尚未得到很好地被发掘整理，这也牵涉到目前清代蒙古地区历史地理研究方法上的滞后。今后应当加大力度，写出一部较好的清代内蒙古地图测绘史。也可以补充和修订旧蒙古地区今天分属内蒙古、河北省和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各旗县有关地方志的大事记部分。
按，作者房建昌为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边疆史地、藏学研究。原文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5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责任编辑：赵成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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