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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农民大批进城始于20世纪90年代。虽然只有短短几十年时间，但当代中国农民的生存境遇及价值观都随着他们大批进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集中在这些进城农民身上，不仅因为进城农民形象可以反映乡土创作之“新”，更在于可以通过这一群体价值观的转变轨迹来探究当代文化变迁。

身份转变带来观念转换

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农民进城必然涉及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他们的“去与留”。而“去与留”的背后则关涉农民价值认同是否发生变化、个体价值是否能得到实现等问题。对此，当代中国乡土文学作家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思考和探索。在他们笔下，我们看到，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进城的老一代农民，新一代农民的价值认同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导致这一转变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乡土情感逐渐淡化。乡土情感是维系进城农民与故乡关系的纽带。对于老一代农民来说，乡土不仅是赖以生存的土地，更是心灵的归宿、生命的归属。《北去的河》中的刘春生、《拯救父亲》中的周伯、《大嫂谣》中的大哥大嫂，他们对乡土都有着深深的眷恋。故乡不仅是房子，更是土地、树木、山水，是丝丝惬意、痛并快乐的气味。然而，对于新一代农民来说，年少时父辈离乡、亲情的缺席，使他们的乡土成长经历并不愉快。长大成人后的他们义无反顾地进入城市，此时城市的繁华深深地吸引了他们，他们渴望在城市扎根，渴望漫长的未来能在城市度过。《极花》中的胡蝶，早早跟着母亲在城里收废品，在母亲那里习以为常的“破烂”称呼，她却深恶痛绝，因为她打心里认为自己就是城里人。于是，她才会不顾母亲的气愤，拿着辛苦卖废品的块钱买了双高跟鞋，并歇斯底里地告诉母亲：“我现在就是城市人！”这种宣泄式的呼喊，不仅是胡蝶拼尽全力对城市的呐喊，更是“胡蝶们”奋力与农民身份彻底决裂的宣言。

其次，家庭期望愈发沉重。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日趋明显的城乡差距不仅加深了农民对城市的向往，更加深了老一代对新一代的期望。在作家笔下，老一代农民是带着对故乡和土地深深的爱进城的，农村里的家人才是他们心之牵挂，中年进城务工只为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就像《瓦城上空的麦田》中的李四，他心系故乡，对自己的农民身份坚定不移。也像《明惠的圣诞》中的徐二翠，对自己没有更高奢求，只盼望女儿能考上大学嫁到城市，成为城里人。也正是在这样的期许下，新一代农民往往存在着“回不了家”的心理暗示，是不愿也是不能。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背负家庭甚至家族的希望与责任。无论出于自觉还是被迫，他们都被打上“他者”的标签，离乡寻求新生活。这种“他者”的身份既是对城也是对乡。于城里人而言，他们自然是“他者”，《极花》中的胡蝶、《明惠的圣诞》中的明惠、《吉宽的马车》中的许妹娜、《送你一束红花草》中的樱桃、《城市里的一棵庄稼》中的崔喜、《出梁庄记》中的民中，他们在熟悉的城市里肩负着家庭的重担，感受着城市的陌生与差异；于农村人而言，他们也是“他者”，多年的离乡减少了他们与乡土的联系，疏远了他们与故乡的人际关系，他们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已远离故乡。《无巢》中的郭运多年在外，回乡希望越来越渺茫：“为什么他们这一代人做一个农民都不再切合实际了呢？”

最后，个体价值认知渐趋明晰。个体价值是指受社会、他人等因素的影响而对自身身份、自身价值产生的一种主观看法。对于老一代农民来说，无论是他们对城市的价值认同，还是城市对他们的价值认同，都处在双向隔膜的状态。《出梁庄记》中的丰定和他的媳妇，在谈起他们生活了20年的小镇时竟想不起名字。这种陌生感实际上是农民与城市之间双向不接纳的表现，城市虽给予他们栖身之所，却给予不了他们家的温暖。而新一代农民对乡土的眷恋较弱，渴望挣脱农民身份、实现个体价值转变的意识较强。在弱与强的双重作用下，新一代农民“我本城里人”的个人价值认同感愈发强烈。《极花》中的胡蝶每日对着镜子照，冲着镜子说：“城市人！城市人！”《二的》中的小白认可城市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排斥落后的乡村观念。女性对城市的向往，已不单是城市文化的吸引力，更多的是个体对自身价值认知的觉醒与追求。

城市求生追求自我价值

在新世纪乡土书写中，作家们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