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都市——威尼斯的高脚杯

·文/尼尔·麦克格雷格

·译/范浩

每个时代都有一个令人想入非非的都市：纸醉金迷，却又触手可及。二十世纪，世人想象的焦点是纽约：富足、好客、繁华、壮观、享乐至上。而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幻想之都则是威尼斯。它是欧洲的商贸中心，豪奢与风尚的源头，全球最繁忙的交通枢纽。在这座城市里，旅行者、大小商人、放债人都贪婪地注视着威尼斯金币――相当于那个时代的美元――通过大宗交易频繁易手。这些财富最终都汇聚到一个方向：航运。

夏洛克：啊，不，不，不，不；我说他是个好人，我的意思是说他是个有身价的人。可是他的财产却还有些问题：他有一艘商船开到特里坡利斯，另外—艘开到西印度群岛，我在交易所里还听人说起，他有第三艘船在墨西哥，第四艘到英国去了，此外还有遍布在海外各国的买卖；可是船不过是几块木板钉起来的东西，水手也不过是些血肉之躯，岸上有旱老鼠，水里也有水老鼠，有陆地的强盗，也有海上的强盗，还有风波礁石各种危险。不过虽然这么说，他这个人是靠得住的。三千块钱，我想我可以接受他的契约。

威尼斯五方杂处，文化多元，是航海商贸城市的典范――当时，伦敦正在努力追随这一典范，并已有小成。托马斯·科瑞亚特（ThomasCoryat）在他的旅游指南里生动地描绘了威尼斯的魅力：

此城之繁华真真瞠怪也（此语甚奇，不如此不足彰此地之奇之罕），我甫入城，眼耳鼻舌身意皆为之所炫，或曰所掠。城中建筑莫不雄奇壮美，为世间仅见。街市中衣饰无奇不有，入耳则众声喧哗，基督教土诸国语言与蛮夷方音并举也。

科瑞亚特的描述旨在激起英国读者的兴趣。威尼斯，用他新造的词来说，是“瞠怪”：富有、时尚、快乐、汇集不同人种，既富活力，也很危险。来自欧洲、非洲、中东的“蛮夷”，把威尼斯变成了巴比伦，方言众多，易于邂逅雅人，法度松弛，足可纵情享乐。

这些关于威尼斯的绮念均可在图示的酒器中坐实：这只威尼斯玻璃高脚杯已有年历史，上半部可手执，类似一品脱的啤酒杯，但整体造型不同。杯肚宽阔，容量甚大，通过心型杯茎与圆形底座相连。杯口镶有一圈耀眼的金边，每一呷饮必定相触。金边下是一位金发女子，身着极飘逸的蓝色大摆裙，上面点缀着大朵雪花。看神情，是一位既能享受――也能给予――美妙时光的女郎。对于莎士比亚时代的观众来说，这个杯子是绝好的威尼斯象征，那种骄奢淫逸的感觉正是，也只能，来自威尼斯。大英博物馆文艺复兴藏品部主任多拉·桑顿，对意大利的奢侈品专门做了研究：

年在伦敦出版的《威尼斯商人》四开本版封面▲

十五世纪中期，威尼斯的玻璃工匠们研制出一种效果极佳的新工艺：晶体玻璃（Cristalloglass）。这种玻璃因其酷似无色水晶而得名，但与无色水晶不同，它的材质柔软，可供浇铸并吹制为千姿百态的形状，亦可用美丽、色泽明艳的珐琅和镀金装饰。晶体玻璃的制造工艺是被高度保守的行业机密。除了从叙利亚进口的草木灰，还需要一种仅有意大利北部出产的鹅卵石。耀眼的钴蓝色染料可能来自德国－捷克交界的埃尔茨山脉，染制白色的氧化锡中的锡料则多半由英国的康沃尔或布列塔尼进口。至于杯口镶边、细节点缀和纹章图形中大量使用的金子，很可能产自非洲。

这种精巧澄澈的玻璃制品，必须依赖庞大的运输与商贸网络，全欧洲都趋之若鹜。不过，那些用金子和鲜亮颜料装饰的器皿，只有富人才买得起。王家也不过是这样的排场。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二世逊位时，将王者的特权与财富一并舍弃，他所叹惋的酒器就与上文提到的仿佛：

维泽里尼高脚杯（Vrzlinigoblt），年。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伦敦有位玻璃制造大师，名叫雅可布·维泽里尼，皈依了新教。他由女王特许，在伦敦的阿尔盖特的十字修士街开设了一家作坊。▲

我愿意把我的珍宝换一串祈祷的念珠，把我的豪华的宫殿换一所隐居的茅庵，把我的富丽的袍服换一件贫民的布衣，把我的雕刻的酒杯换一只粗劣的木盏……

《威尼斯商人》中安东尼奥那些满载货物的船队启航驶往伦敦时，除了其它奢侈品，船上一定载有威尼斯的玻璃器皿，以满足莎士比亚的观众对于这座城市的绮念。由于威尼斯玻璃在欧洲供不应求，工匠们纷纷到国外执业――因此，上文所说的高脚杯，也许并非本国出品，而是威尼斯工匠们携带着秘密工艺，在德国、法国或者英国制作的。所谓的威尼斯玻璃器皿，虽然卖的都是天价，但它其实只是一个品牌，就象今天人们争相购买的名牌手包，虽然是意大利或法国设计，但很可能产自远东。

品牌背后的势力来自十六世纪的银行、经纪以及保险业的中枢：里亚托――威尼斯的商业区。这里是航运与贸易的交汇地；来自世界各地的所有船只进港、失事、损耗的信息也都在此发布。《威尼斯商人》里夏洛克应该就是在这里听说安东尼奥的英国船队失事的：

威尼斯全景图细部，上有里亚托桥和圣·马可广场，由G·B·阿尔泽蒂绘制于十六世纪晚期到十七世纪早期。《威尼斯商人》中提到几处威尼斯地标，里亚托市场即为其中之一。▲

黎凡特人的犹太教堂（ThLvantinSynagogu），位于威尼斯犹太人聚居区，始建于年。▲

萨拉里诺：他们都在那里说安东尼奥有一艘满装着货物的船在海峡里倾覆了；那地方的名字好像是古德温，是一处很危险的沙滩，听说有许多大船的残骸埋葬在那里，要是那些传闻之辞是确实可靠的话。

路加·莫拉是佛洛伦萨欧洲大学学院十六世纪威尼斯经纪和法律方面的专家。他说：

到了十六世纪晚期，世界各地的商人都频繁出入里亚托，其中有土耳其人、波斯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德国人、弗兰德以及英国人。商船也是来自四面八方，远洋的甚至包括墨西哥和印度的，它们从各处带来国际市场的消息。这个庞杂的系统由政府组织，运转得井然有序。他们部分借鉴了伊斯兰世界的做法，即把商人们限制在一定区域内，通过翻译与掮客交易，但同时给予他们特别的优待政策，以及政治、宗教自由。即便是威尼斯的大学城帕多瓦也接纳路德教学生。十六世纪晚期，里亚托还有一个土耳其人聚居区。虽然按照法律不得举行伊斯兰教的仪式，但年政府批给他们一个仓库，允许在内建造清真寺。犹太聚居区也有很多犹太教堂。在十六至十七世纪中，有四所犹太教堂对公共开放。

而当时伦敦的国际化程度虽然较前已有很大改善，但仍然完全无法与威尼斯相比。区别之一是伦敦既没有犹太教堂，也没有成气候的犹太聚居点。由于犹太人在多年前被大规模驱逐出境，所以到剧场观看《威尼斯商人》的英国人基本上都没见过真正的犹太教徒。而威尼斯则为犹太居民划出了专区。虽说理论上他们只能呆在自己的地方，每晚都不许出门，实际情况却要自由得多。威尼斯政府向以政令宽和著称（尤其是对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并非浪得虚名，莎士比亚在他的剧本中就充分运用了这一特质。比如，虽然夏洛克老是抱怨安东尼奥排斥犹太人，对他大肆攻击，但两人出庭时面对的法律却是完全平等的，正如安东尼奥所说：

安东尼奥：公爵不能变更法律的规定，因为威尼斯的繁荣，完全倚赖着各国人民的来往通商，要是剥夺了异邦人应享的权利，一定会使人对威尼斯的法治精神发生重大的怀疑。

威尼斯以公正友善的态度对待移民；它充分理解，只有大批的外来者在此安居乐业，城市才能繁荣富足。因此它给予所有外国人平等的司法待遇：这是威尼斯商贸成功最重要的前提，后来的伦敦也得益于此。作为城邦，威尼斯的治理模式是广受赞誉的。

大诗人埃德蒙·斯宾塞曾写诗赞美威尼斯的律法公正，将其誉为巴比伦和罗马的继任者：

旖旎的威尼斯，如花悦目，

比之旧都，美则稍逊，

政令方正，远远胜出。

*****

上文提到的高脚杯背面刻有一枚极尽华丽之能事的纹章，由红、蓝、金三色组成，上方蹲踞着一头狮子，吐着长长的红舌头，非常顽皮，也非常有威尼斯味道。不过，纹章并非源自本地。几乎可以断定它来自德国；当时威尼斯的工匠为极为庞大的德国市场特制了不少成套的器皿，这也许就是其中一件。难怪莎剧中提到酒杯的场合不多，但有一处就是德国，而且是《威尼斯商人》。富有的女继承人鲍西亚的求婚者中，有个讨嫌的德国人，毫无悬念地被刻画为酒鬼。鲍西亚宣称宁可嫁给海绵，也绝不嫁他，所以谋划着用“一杯满满的莱因河葡萄酒”将其诱至错误的匣子前。基本可以确定，她盛酒的杯子就是我们上文提到的这种。

有趣的是，莎士比亚刻意把威尼斯塑造得比现实还要宽松，剧中基督徒和犹太人交往的自由度在欧洲任何地方都是不可想象的。对于莎士比亚和他的观众来说，威尼斯不仅仅是一个富有的意大利城市，更是新型社会关系的试验场，而这在伦敦刚刚开始萌芽。威尼斯凝聚了英国观众的想象：富足、包容、自由、令人神往；这也许代表了他们对伦敦自由贸易未来的乐观期待，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这里的社会规则和风习过于随意，令人担忧。莎士比亚在另一部涉及威尼斯的巨作《奥赛罗》中迂回探索了身份认同的界限、以及种族宗教中诸多不可说的矛盾。这样的主题也只有威尼斯堪为背景：这里的犹太女子可能和基督徒私奔，成功的黑人将军也可以娶到威尼斯白人贵族的千金小姐。

高脚杯背面的华丽纹章。▲

威尼斯的旷达名声绝不止于异族通婚。在莎士比亚的观众看来，这是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地方，一个引发无穷绮思遐想的地方，商业、多元化仅仅是它魔力的一部分。这座城市――无论是它的建筑，还是它的居民――自来就和美色、诱惑有不解之缘，这个印象在经历了宗教改革，相对而言较为清心寡欲的那部分欧洲国民心目中尤其深刻。以我们上文提到的酒杯为例：如果纹章和金边代表了威尼斯的贵族和商业文化，那么这位金发女郎象征的则是城市魅力的阴暗面。她丰盛的金发俏皮地在头顶挽成两个高高的犄角，外裙的剪裁也富于挑逗性，刻意突出乳沟，手执的黑色团扇更与雪白绢帕形成强烈对比。这很难不令人联想起另一位高贵的威尼斯女子：苔丝狄蒙娜。她就是因为一块手绢被诬指为不贞。

耐人寻味的是，单看外表，无法判断这位女士的身份：究竟她是名门闺秀，还是烟花女子？许多十七世纪的旅行者对威尼斯女人有同样的疑问――即便冰清玉洁如苔丝狄蒙娜也不例外――她们的身份似乎具有极大的弹性，且天性乐于作伪。正如伊阿古所说，威尼斯的名妓善于“装门面”，意指她们擅长模仿良家妇女的穿着打扮乃至举止动静，使潜在顾客入彀。奥赛罗正是被这种疑惑左右，丧失了理智。

那个时代到伦敦的剧院观看《奥赛罗》的普通观众大都认为，威尼斯的漂亮女人不守妇道已是定案。十六世纪的威尼斯以妓女闻名欧洲，对此托马斯·科瑞亚特有过记述：“此地神女中艳名最盛者，端的有颠倒众生的手段，颇有好事者从基督教土极僻远之地赶来，只为一近芳泽。”这种风靡红灯区的危险行当只是威尼斯自由的一端。正因这座城市的价值观飘忽不定，人们易信讹传，贞洁的苔丝狄蒙娜才会被自己的丈夫辱骂为“威尼斯的狡诈娼妓”。

人们对水城仰慕之外，也有疑窦：腐败、危险的情欲，以及毒药――意大利特有的弊端。年，作家、翻译家罗伯特·约翰逊曾这样描述威尼斯的表里相悖：“该城建筑莫不超拔出众，外观诚堂皇美好也；然细察之，则如立柱，金玉其外，内囊尽朽。”可见，即便在莎士比亚时代，威尼斯凶险、颓废的负面形象就已初露端倪。奥特威在年的戏剧《威尼斯存念》（VnicPrsrvd）中更将其称为“亚得里亚海的娼妓”。

一对情侣在贡多拉小船中拥抱，多那托·波特里绘于年，威尼斯。船舱上方覆盖的纸帘可随意闭合。▲

《奥赛罗》与《威尼斯商人》如果设置在伦敦，既无从想象，也无法发生。威尼斯，曾经，也仍然，是梦想之城，是不断将可能的边界推向无限，蕴藏醉人能量的都会。

---End---

尼尔·麦克格雷格著

范浩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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