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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湾村，地处麻池西南约5公里处，西临黄河，地势平坦，西北有土丘环抱，是一个风景秀丽的村落。考其村名，是由当时地形地貌而来，据老者传说，很早以前，黄河由此流过并冲下一湾，湾左边水草丰美，引来三个蒙族牧民，后来人逐渐多起来，形成了村落。解放后，该村属麻池二区所管辖，当时只有百十户人家，以农为业，但谁曾想到，在这环绕半个村子的土丘下面，却埋藏着距今两千余年的汉代古墓群落。这里土地肥沃，解放前，人们多在较好的地上种植大烟。解放后大烟被禁种取缔，但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烟土半成品，部分被查收焚毁，部分也就埋藏于地下了。

年春，大地解冻。本村一个羊倌，傍晚赶羊回村时，路过土丘，突然一条腿被陷进土丘里，羊倌误认为塌陷下去的这块地方，一定是谁家在这里埋藏了大烟。于是回家后便和家人悄悄商量，并连夜携锹提镐秘密挖掘，一直挖到第二天清晨，已挖了一个很深的大洞，发现古式轿车顶样的砖砌物，破顶进内，又发现有瓶罐等陶器。早晨村民越聚越多，问其挖掘原因，也不告及，只是埋头继续挖掘。人们不由得乱猜疑起来，有的认为挖大烟，有的认为在银元……有些人眼红起来，在附近土丘上到处乱挖，一时轰动了全村，扰乱了春耕生产。

事情发生后，村干部对此也不知如何处理是好，只知道这是墓，是无人认领的墓，便向麻池二区报告。区又报到县人民政府。当时笔者（惠世龙）在县文教卫生科任职，他虽曾多次接到转发来的中央有关保护文物古迹的文件，但没有从思想上重视，认为在这穷乡僻壤，没有什么珍贵文物古迹可保护的。接到报告后，分别电报包头文教局及绥远省人民政府文教厅。很快省人民政府便派来文物考古小组，由笔者带领，到召湾进行检查，当即制止不准再挖，并责成村干部派人看守。时隔不长，中央和省的考古小组一行十余人到县，由笔者带路，前往现场进行实地勘察，发现破坏较严重的墓穴达九处，其余破坏不太严重的，数目就更多了，从已露出的汉墓表面形式看，有用汉砖砌成轿车式圆顶十字形的，丁字形的，其长度三至五米，宽一米多，高二米多;有用汉砖砌墙，顶用八十厘米至一米正方松木盖顶的，长约六至八米，大小长短不等。墓内实物已被破坏，分辨不清，据中央考古小组讲，根据资料记载，最珍贵的陪葬器皿，有鼎、兽头耳瓶等。

考古小组进村后，会同村干部查看了现场，召开了群众大会。当时人们根本认识不到，文物古迹对研究历史所具有的无法估量的重要价值，只知道大烟、银元才是名副其实的财宝。人们听了考古小组关于文物保护的报告后，认识虽有所提高，但还是觉得这是大惊小怪，小题大作，烂瓶瓶罐罐，没有什么价值。

会后，一方面以高工资雇用当地民工，在文物考古小组成员的指导下，对已破坏的古墓进行细心的挖掘，把挖出来的土全部过筛过箩;另一方面分头走访住户，追查失落的东西。一件无价宝——三足鼎便在追查中，在一个老乡的鸡窝上找到了，他认为是没用的东西，拿回来没处放，丢掉又舍不得，鸡窝漏雨，就把它堵了鸡窝了。一对兽头耳瓶，被几个小孩拿出去玩耍找不到了。后来由笔者等领上这几个小孩走遍他们所玩过的地方，才在河槽里找到已被打碎的陶瓶片，把碎片全部对齐后，发现器物已经残缺。还有些叫不上名字的器皿分散在村民的家中。村民们用那些直径十至十五厘米高低大小不等的陶罐、陶瓶装调料，用那些有麻袋纹的薄型汉砖盖鸡窝，砌猪圈、垒院墙。那些用手一掐就成了粉末的葬顶方木，也大都散落在住户的院中。经过走访，把有价值的东西全部收回了。

有的葬顶还没被破坏，打开后发现有八尺多高的人骨架，平躺在一块正方的红绸布上。绸布已腐蚀的无法提起，见风后便成粉末，但颜色还很鲜艳。记得最清的是四块大型筒瓦（实际是瓦当，"草原神山"注），长约二尺多，完整的只有一块。四块瓦头上篆刻有"四夷皆平"四个字。挖掘、清查、收集到的古文物不计其数。较有价值的约二十余件，大都残缺不全。当时雇用木工按件大小制箱，里面衬垫脱脂棉，精心地装箱运走。经过加工整修复原拍照后，于年前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当时共发表文物照片有十几张。召湾古墓的破坏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国务院对包头县出现这一事件，感到震惊，并通报全国给予批评，还就此进一步强调了对文物古迹保护的重要意义。文物考古小组在临走时，由于时间的关系，没有一次全部挖掘，对破坏不严重的墓葬，又雇工掩埋好，便于今后有计划地进行发掘。到上世纪80年代召湾村的土丘下面还埋藏有多少汉代古墓群，人们暂时还是不知道的。

召湾汉墓出土的“千秋万岁”、“四夷尽服”瓦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