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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谷川
文/李建学
石谷川是元龙一个不大的村庄。
从名称上来看，石谷川应该有石头有山谷也有川道。
石谷川的灰瓦民居成条块状静谧在渭河峡谷北岸的山脚下。大石头没几个，小石子随处可见；村后靠山的陇海铁路上，密实的道砟石走进去总会咔嚓咔嚓响。渭河谷地的川道都不咋开阔，石谷川平地更少；据说因为河流不断改道，近百年来有不少良田被洪水吞噬了。
不足百户人家的石谷川，早年有三处村落。村西南逼仄在铁路与大山之间的自然村，有一个很元龙的名字——水沟下（ha）。
在元龙，都把地名或村名后面的“下”字读作方言“ha”，有位置的意思。比如母亲娘家的村子叫井儿下,还有石谷川东边的小村码头下、甸儿下等，朴素明白。
水沟下是一个仅有二十户左右人家的赵姓村庄，我的小姑就在这个村里。少年时经常走动，对这个时常被火车震得脚地晃的地方，比较熟悉。村里有一棵老槐树，元龙车站东移到村头；老槐树犹如一本书，写满了往事。
作为村庄主体的石谷川，农家小院大多坐落在渭河与铁路之间的狭窄沙土地带的树荫里，高姓人家占绝大多数。在村庄东北怀抱着铁路的大山高处，残存过一个险要的土堡；约十来户人家，雄踞成另一个小山村，叫做石谷川“坪上”。
“坪上”也是一个元龙味道十足的名称，一般指高出主体村庄几十甚至几百米位于半山腰的民居。比如石谷川渭河对面人口众多的桑渠“坪上”，也叫堡子上；旧时代兼顾躲避洪水和匪患的双层功能。
石谷川“坪上”人家不多，却有过元龙曾经顶尖的两个大户之一——“高家”的老宅。民国年间的“高家”不仅富甲一方，听说其子弟中出过黄埔军校的学生。仅此一条，在元龙乃至渭河两岸东西百里的村庄，差不多空前绝后。对此我有疑虑，猜想应该是国民政府年开办在陕西凤翔的黄埔军校第七分校；该校后来迁到西安韦曲镇，据说是黄埔9所分校中培训营级以下军官最多的一个。疑虑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凤翔距离元龙多公里，韦曲也不太远；二是穷乡僻壤的元龙历史上没出过太大的人物，“高家”子弟可能不算正宗的黄埔生。
人民公社时期，石谷川大队下辖3个农业生产队，西头的水沟下是3队；东头高就的“坪上”是1队，中间的石谷川才是2队。包产到户以后，生产队更名村民小组，组织结构没啥变化。变化最大的是“坪上”的民居不断拆迁，多年高高在上的堡子，不见了。
新世纪以来，我对儿时就有点好奇的石谷川产生了兴趣，当然是“高家”。我很想深入了解这个传奇家族的兴衰经历，积累小说素材。只可惜对石谷川并不熟悉，这件事至今一厢情愿，就连“坪上”也没去过。
就说石谷川吧，走进人家也就有数的几回。多为路过，早年搭货车从东边的葡萄园火车站顺铁道步行回元龙李家沟，当然走过石谷川的炊烟；长大了骑车子穿过村前的沙子路，到下游的几个村子里去走亲访友，要从石谷川的鸡犬声中穿行；后来离开元龙出来上学和工作，偶尔坐火车回老家，必须通过石谷川村后的铁路。
在石谷川，不同时段相处过五六位中学同学。初中一位同学有家传医道，工作后我还去拜过年。年吧，姨家的表姐嫁到石谷川，现在已是几个孙子的婆婆了，我却没有到她家去过。也就是说，对石谷川的印象，浮在表面。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暑假，读完初二准备升入初三的伏天；偶然的机会，我被母亲托人塞进副业队，在铁路上卖力气。一个多月搞副业的日子，石谷川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那些年不流行打工一词，搞副业也是农业社遗留下来的说法。我们每天在铁路上干10个多小时的体力活，工价一块五；扣除包工头的抽成和税款，我能拿到一块一毛多。上工的第一天，就在石谷川的铁道上，突击换钢轨。
换钢轨全是人工操作，最要命的是必须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当时的宝天线只有一条行车道，东来西往的列车行走的间隙有限，做不完就会造成重大事故隐患。工长十分严厉的警告：列车掉道了，枪毙责任人。
民工天不亮从四面八方的村庄集中到养路工区的院子里，包工头点名后，工长讲话并按照领工员职责分配任务。完了我们涌到站台上，在确定的时段乘坐轨道车直奔施工点。到位后，大家七手八脚的把几节很小的轨道车抬出路面；领工员在施工点两侧放置好安全岗，大家拿到工具，听过施工要领讲解，就在几名养路工的带领下分班在边上等。我们等来来往往的列车通过，等东西两头十几里外车站发出的施工信号，在规定的时段内替换掉旧钢轨。
时间一到，领工员吹哨子发令，近百人呼啦一声抢上铁路。民工两人一组，先用半米高的螺丝把松开固定钢轨的螺帽，再用羊角镐拔出道钉。一根钢轨所有的固定装置都清除后。大家按照规定动作面对面蹲在钢轨两边，双手紧抓钢轨，随着号令一起发力，竟然把那么重的钢轨“抓”下了路基。接着如法炮制，再把路边备好的新钢轨“抓”一根回来，摆上原位置固定。全部工序做完，看着质检员提“道尺”逐一测试合格，才算完工。
几根钢轨换下来，慢慢熟练了，也不害怕了，感觉铁路工人的技术并不复杂，也没有农活累。在吵吵嚷嚷的民工队伍里，我算年龄最小的一个；虽然几次被领工员以不信任的口气责难，好歹没有被清退。干到第三天，我已成为机灵的熟练工，因为受到夸奖有点忘形。
一位白发苍苍的技术员说：“年龄小有啥可说的？我十三岁就在铁路上挣饭吃了。”标准的河南口音，瞬间让人脸红。
那一年，我过了十五。
在石谷川那段铁路上，少年的我老成了许多，激增不少见识。
第一个发现，铁路工人跟民工是天壤之别。工人戴帆布手套穿劳保皮鞋还有雨衣，我们一无所有很容易受伤。中午吃饭的时候，轨道车定时给工人送餐；我们三五成堆坐在旧钢轨上啃自带的干馍，口渴只能跑到铁路桥下的小溪边想办法。工人大多动动嘴，我们必须出力流汗，还不免挨骂甚至被清退。
第二个体验，在烈日和暴雨下。换钢轨到第七天正午，突如其来的暴雨把所有的民工浇了个透心凉。那天冷得直打哆嗦，我终于相信三伏天能冻死人的说法了。暴雨过后又是慷慨的烈日，没有雨具的民工第二天就病倒了七八个。那天在全身打冷颤连螺丝把都抓不稳的赶工过程中，在领工员的叫骂里，我不时地想起语文课本中的《在烈日和暴雨下》。老舍先生在《骆驼祥子》中的一段描写，通过祥子在烈日和暴雨下的遭遇，写人活着的不容易。虽然在新社会，我身临其境。那天的暴雨下过一个多钟头，路边的石谷川隐约在雨雾里。对暴雨我没觉到多难熬，等到冷得牙齿不停打架，等到有人死命的往石谷川场院的麦草垛子里钻，才意识到炕眼里渗出来的柴烟，都有家的温暖。
第三个感受，钱比命重要。钢轨换毕了，新的任务是在弯道处的路基上做加固工程，再把沥青浸泡过的木质枕木换成新式的钢筋水泥构件。加固工程要在运行列车的钢轨下面依次挖出深两米的长方形土坑，掏掉成年渣土，换上三合土。三合土就是一层沙子一层石灰一层黄土，层层铺设10厘米再夯实；直到土坑回填至道砟石水平，才能抽掉钢轨底下的旧枕木换上新构件。做加固工程，只能蹲在坑里用锯过木把的十字镐和铁锨挖掘。有时候逞能，列车在头顶上缓慢通过也不出来，就躲在坑里。我那时爱看领工员手中挥舞的信号旗，能指挥火车不断减速。第一次换枕木，多斤的新构件，绑上绳子4个人用撬杠抬。领工员喊一二三大家齐发力，毫无经验特别是缺乏耐力的我，一下子被压趴倒在道砟石中。根本来不及喊疼，同组的伙伴已经在骂我不像个男人了；只能挣扎着起来，拼上命再抬。换枕木的活做了20多天，我也熬成了一个经得起摔打的男人。直到今年奔波在治疗膝关节病的路上，才想到年轻时不该那样挣命。其实出力流汗不算个啥，我还流过血。在钢轨下的土坑里，有一回十字镐划过头皮，血流到眼睛上才感觉到疼。领工员不让干了，简单包扎后就坐在边上看别人干。开学前一天我没再去副业队，母亲后来领到的工钱是40多块。整个八十年代，元龙中学的学费每学期都是2块钱。我在铁路上挣到的钱，比一名专科毕业的年轻老师月工资都多。
三十多年来，每次坐火车走过石谷川，都能想起自己亲手换过的钢轨和枕木，想起烈日和暴雨下的经历。
这些年为写作“强说愁”，喜欢回味童年时听到“高家”的那些传说，喜欢丰富石谷川“坪上”的记忆，喜欢想象这个大家族曾经骡马成群的日子。想他们的奋斗经历，想“高家”四五代人的爱恨情仇，想把那些零碎的故事演绎成时代图景，作为元龙值得流传的记忆，给后人听。
年清明节回老家，元龙镇顶级的花椒和苹果商请我到底川去喝酒，没想到叫来了石谷川的两位主事人作陪。席间说起“高家”往事，我顺便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他们希望我来写，也说到几位健在的老人。不久见到“高家”的小辈外甥——我一位当中学校长的高中同学，他甚至推荐了必须采访的知情人。那个叫做“如儿”的半老汉，童年一起玩过几回；在邻居的嫲嫲婆家，比我大不了多少的他是老人的内侄，来走过亲戚。
想着过两三年退出实职，就到石谷川去走走；试着搜集一点资料，为梦中的小说做些努力。谁知突如其来的膝关节病，让我的想法再次悬在空中。
作家杨胡平在摘花椒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