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悠久的苗族医药，早就记录于传说、诗歌和文献中。西汉刘向著的《说苑辨物》记载：“吾闻古之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行医于乡里”。
被称为苗药的大泽(泽兰)、菖莆在春秋战国的文献，如《楚辞》等中经常出现。“《神农本草经》苗语记音药物达三分之一左右；《本草纲目》第一册有15种，第二册有27种苗族药物”。
这说明苗药早就渗透到祖国医学宝库中，被载入祖国医书药典，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苗族医药得到进一步发展，已发掘研制出不少治疗疑难病证的药方。
苗族居住分散，方言土语多，导致了苗族医药在内容上的差异性，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采。
如苗族医理在“三十六病，七十二疾，四十九翻的共同特点基础上，黔东北形成了“三十六经、七十二疾”，黔东南习惯用“两纲五经，三十六症，七十二疾”之说，而黔东部分地区则流传“四十九翻”症治。
在病因病理方面，松桃苗医认为人体内，胃是最重要器官，胃主宰一切，同时，明确指出人的情感不正常是致病因素之一。
黔东南苗医把病分为冷病、热病两大类，同时还根据疾病的不同表现和快慢凶吉划分为冷经、热经、快经、慢经、半边经。这无疑是苗医在疾病的病因理认识的深入。
湘西苗医认为“无毒不生病”，毒是多种疾病的总原因，败毒、赶毒、表毒、攻毒作为治毒之四大法则列于诸法之首。这就是苗医临床学毒为先”的学术观。
苗族医药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尤其三中全会以来才迅速发展起来的。据考察，贵州有药用植物多种，苗药就有多种。
著作就有陆科闵《苗族药物集》，龙玉六口述、龙炳文整理的《古老话》、欧志安《湘西苗医汇编》、《苗族医药学》同书名的有两本，《象形医学——彝族苗族传统医学精要》。
苗医特点
一、巫医一家
苗药的广泛应用，离不开苗族原始“鬼神教”与“巫教文化”，两者相互整合，借古老鬼神之说，孕育出“巫医一家，神药两解”的独特“巫医文化”形态而流传于世。
在科学未发达之际，聪慧的苗族人民披着巫术的外衣，治病救人，在民族医学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二、群众性和普遍性
人人会医”体现了苗族人民对植物知识和药用价值的了解和掌握。
苗族人民生活于药物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几乎每人都能认识掌握几种甚至几十种药物治疗方法,有些地方家家户户门庭院落房前房后皆种植一些常用药物，各家均有所谓的“看家药”(即疗效独特的秘验方)。
三、世代相传
苗族多为小聚居环境，苗寨行医者多为独立存在。苗药最早多为”巫医结合”，宗教性较强，多为秘而不宣。
苗药方往往经过一代甚至数代医师试验、探索而形成，常用祖传药,自栽自采自用,多就地取材，此类药方一般师徒相授或者父子相传，世代承袭而不外传。
四、重视药物功效
紫云县苗医即总结出:“爬不得坡,离不开矮陀陀;上不得坎,离不开倒触伞;打得一身垮,离不开四块瓦;要得一身松,离不开木通;周身发麻,离不开乱头发。”
五、“就地取材,随手行医”
“就地取材,随手行医”是苗医治病不拘一格的最大特点。
门前屋后的花草树木皆可入药,家具、农具、首饰、衣物、随身饰品都可作为医疗器具,方法简便、实用是其被广泛应用的基础。
六、防治结合
苗族医药不但重治而且重防，对传染病的隔离消毒、辟瘟驱邪、灭蝇杀虫、预防免疫等方面均有着简易而极其实用的一套防病方法，做到无病先防，防重于治。
七、医护结合
苗医在历史上无专门的医疗机构,均是个人设诊,采取民间行医的方式,医护一体,无专门的护理员,自古有:“行医上门,送药到手”的医德。八、医商结合
苗族人民能医擅药，历来有赶场行医买药的习惯，苗族医生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治愈了不少疑难病人，既获得了荣誉，宣传了苗族医药，又促进了苗族医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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