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靠剧团全体成员）

上世纪七十年代，没有电视，也没有其它娱乐活动，更没有闲钱供人们去打扑克打麻将，所以，码了工歇冬的人们，除听自家门头上那个“郊区人民广播电台”的专用小喇叭读马列唱晋剧，村子里最大的动静，就是吃过晚饭后，人们从热乎乎的家里跑到大队院儿里，冒着严寒，挤挤擦擦趴在办公室外面的玻璃上，看西洋景儿似得，眊瞭屋里村剧团排戏的热闹情景。

其实一开始排戏的地方是在村磨坊里，条件非常不好。两扇木门走风漏气，也没有板凳坐，房顶上挂满丝丝缕缕的面尘落落，好像咳嗽一声，就能震的掉下来。但后来，可能是因为腊月里磨麦子和磨黄米的太多需要加夜班儿，排戏的地方就挪到了大队办公室。

大队办公离我家很近，出门跑几步就到了。说来很有意思，因为想看排戏的人太多，但场地太小，除了我们这些有家人在剧团的，你想和认真负责的把门人王四娃走个后门儿进去，磨破嘴皮子也没用。

年复一年，当剧团发展到四五十号人的时候，摆有好几张办公桌的办公室已明显施展不开了。经请示，大队干部就把办公室西面那间后来做了供销社的空房子，也给了剧团，并且还叫木工组的小木匠们挨墙给钉了一溜可供休息的木板铺，业余演员们排起戏来更有劲头了。

听我爸讲，我们桥靠村从打一解放开始，就是闻名十里八乡的文艺村。不光戏好，龙灯和高跷，也都是数一数二的。但到我记事的时候，除了剧团，其它两样早消失了。

（我姥爷贾瑞和我姥姥马毓珍）

早先，我妈的爷爷贾德忠老先生就是村剧团的活跃分子，三弦弹的无人能比。我姥爷贾瑞，是耍龙和说快板儿的高手。据说我姥爷说快板儿都是现编词儿，每每往戏台上一站，看见什么说什么，总能博得台下不断地叫好声。

那时候的冬天，住在绥远城南门外护城河边的老祖贾德忠先生，每天吃过晚饭，就领着我妈摸黑回村里去排戏，准备过大年的时候登台表演。

耳濡目染，加上先天的艺术细胞，我妈小小年纪便开始登台唱戏，还唱的不赖。那时我爸也是村剧团的小演员，俩人组成一对儿少年黄金搭档。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俩演唱的《挂红灯》特别受人喜爱，今天被请到内蒙古日报社唱，明天被请到新华印刷厂唱，又到市团校唱、市党校唱，到新城电影宫百货大楼建成开业的庆典上唱……我妈回忆说，那时因为没有专用的小戏服，他们只好把大人的绸子衣裤扎一扎挽一挽凑乎一下。特别有意思的是，有一年腊月底应邀出去唱戏，为了好看，我妈偷偷把准备过年穿的新衣服拿去当戏服给穿了。等晚上散戏回来被我姥姥发现了，可让劈头盖脸骂了一顿。

我爸的记忆当中，同样有一段关于桥靠剧团的美好回忆。十四岁那年，我爸的艺术天赋引起了时任呼市郊区（现赛罕区）文化馆馆长李成良先生的注意，他不辞辛苦，日夜辅导我爸说快板儿。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那一年的全市文艺汇演中，我爸的快板儿《一分钱和一两米》不光得了奖，还是第一名。

（我妈我爸和我）

桥靠村剧团最早的团长是张子明先生，他除了四块瓦耍的好，戏台上那盏光芒四射的汽油灯，也只有他才摆弄得来。别人不是点不着，就是连灯罩带灯芯一起点个通红，所以开戏前最常见的，往往是“万事俱备、只欠张子明点灯”的一种情形。

那时不光没电，出去演戏也全凭两条腿走路。不过，戏演完后，邀请方又是瓜子糖果又是烩菜油饼儿的招待，早让大伙儿把来去的辛苦劳顿忘的一干二净。

我爸不光戏唱得好，后来还无师自通，学会了多种乐器，像打扬琴、拉二胡、吹笛子、敲梆子等，还能写歌词儿，能带领乐队老调新用，能举着剧本儿当导演，反正是样样娴熟。

到我们十来岁的时候，父母不光自己排戏唱戏，还安排我和我姐去从师学艺。姐姐跟呼市名间歌剧团的李绥生学弹三弦，我和二人台表演艺术家任粉珍老师学唱《走西口》。但后来两个人都没能坚持下去，半途而废了。

其实排戏真的很有看头，有时候感觉比正式演出还有意思。从一开始的分配角色、调整角色，到后来的导演导戏、演员对台词、乐队挂乐，一直到最后的合戏，其中花絮迭出，笑料不断，常常令人捧腹不已。那时要想把一出戏排下来，最少也得半月二十天。但一个剧团一正月不可能就演三两出戏，可那是业余剧团，从往起组织到选定剧本再到正式上台演出，满打满算，也就两个来月的时间。所以，为了能多排几出戏，往往是好几伙人在一个屋子里各占一个角落，各排各的。这边是《渡口》在对词儿，那边是《红枫岭》或《一代新风》在顺戏，还有表演唱、四老汉、以及各种乐器都需要练。有的演员还身兼数职，又敲锣又唱戏，或者一会儿在这堆儿里演好人，一会儿又窜到那堆儿里拌鬼子，有时一不小心就把台词儿给背窜了，逗的众人哈哈大笑。反正你想，几十号人闹哄哄聚在一起，那本身就是一出好看的大戏。其实辛辛苦苦排练一晚上，村儿里给每个人的贴补也不过二分儿工，如果按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个工开一块五的红来算，也就每晚三毛钱。但排戏的人为的不是钱，是开心和快乐。

大概是沿袭了老一辈的艺术天分，我们村儿的男女老少，那是吹拉弹唱样样都行。剧团里的导演、演员、化妆、服装、道具，以及全班乐队，济济人才，全部出自我们自己村儿。最让人佩服的是拉四胡的康义哥哥。他一出生就是个几乎全盲的人，只靠着眼角仅有的一点儿余光艰难行走。但他的悟性和记性却出奇的好，虽然看不见乐谱，但很多二人台曲调却都深深地刻录在他的脑海中，随便来段《卖菜》或《压糕面》，那手到曲出的流畅，在他过世多年后说起来，人们都还记忆犹新。而剧团的好多骨干，像孔祥先、岳鹏、蔺禄、康茂、贾秀兰、王巧玲，还有我爸，他们都是白天在城里上班，晚上回村排戏的村里人。当然，我们村儿的戏之所以越唱越好，还得益于有专业人士的点拨。这其中，包括有我区著名的二人台表演艺术家任粉珍、亢文彬、刘全、宋振莲、吴焕春等，他们都不止一次地过来现场指导，传授宝贵经验。这一点，是村子里走出去的四胡演奏家康瑞先生和著名二人台作曲家赵鹏先生给穿的针引的线，因为他们也是呼市民间歌剧团的专业人士，属于近水楼台先得月。

（呼市民间歌剧团演职人员和桥靠大队干部们合影）

排戏的日子里，因为父母都是村剧团的骨干，所以一来二去，我们家就理所当然成了剧团的议事厅、大后方。有一年村里给剧团拨了点儿款，让买布做戏服。我妈有很好的裁剪技术，我们家又有高级缝纫机，家里就又变成了裁缝铺。我妈量盘，裁剪，其它人有的锁扣眼儿，有的缝扣子，还有撩边儿的、熨烫的。没几天功夫，各式各样的戏服就做成了。不过这些活儿也都是义务劳动，不光义务，还不能耽误了晚上排戏的功夫。

演戏不能缺了道具。像大刀、步枪、机关枪之类，因为和呼市民间歌剧团有交情，所以用的都是他们的淘汰品。但斧头、菜刀、大烟袋之类小物件儿，却是我爸领着几个年轻后生在我们家用木头和纸板儿“打造”出来的。在所有的道具中，艺术和技术含量最高的是布景。记得有一块贴窗花和青砖勾白灰缝儿的布景，从台下看过去非常逼真，简直可以说是惟妙惟肖。那天和我爸聊起这事，我爸告诉我说，那块布景的木工活是他一手完成的，而那上面的浓墨重彩，却是村里的长辈卢补应的杰作。戏台上轰隆隆的雷声，源头是立在后台的一张洋铁皮。看看，当年的桥靠剧团之所以能够好戏连连，实在和软硬件都厉害分不开。

过去的年属于“家做时代”。到了腊月里，戏要加紧排，年货也要加紧做，但时间就那么多。怎么办？只能是自己想办法克服。那时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家家人口多，吃的穿的用的都得亲手去做，但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除了人不缺什么都缺。白糖、纸烟、碱面儿、胡麻油、大碳、蓝布、花布、条绒布等等一切，什么都得搭上大把时间，去凭着票证排队购买。于是，白天里人们都抓紧时间杀猪宰羊、煎炸蒸煮、拆洗缝纫、排队买供应，到了晚上，又都精神抖擞地聚到大队办公室排戏去了。

经过一冬认真而紧张的排练，到了正月里，我们桥靠大队的戏台，就像是一块磁力强劲的吸铁石，碘钨灯一照，锣鼓一敲打，牌子曲一演奏，只片刻功夫，就把村子周边如新桥靠、华建、医院、内大、林学院以及新城南街一带的大批居民都给吸引过来。诺大的大队院子里，坐北朝南（后来改成了坐西朝东）的戏台前，黑压压挤满赶来看戏的各路人马。村里家家户户的炕头上，也都坐满了住着看戏的亲朋好友。开戏前或散戏后，那村道上的情景，用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来形容，一点儿都不夸张。

看着现在满大街演艺界铺天盖地的海报，我有时想，其实这一点儿也不新鲜。早在三十来年以前我们村儿剧团演戏的时候，便有性急的人，才过中午，就跑到大队院儿里去看剧团贴出的手工戏报了。那时有个二人台小戏叫《换箩筐》，演的是村妇女主任大公无私，阻止到生产队的糖菜地里去偷糖菜缨子喂猪的亲家母的那么一段故事。这个戏是我妈和一队的史芝仙演的，其欢快紧凑的音乐和诙谐生动的表演，使之成了戏报上最耀眼的星光。所以那时总能听到看过戏报的人对没看的人快嘴说：今儿后晌早点儿去戏台前占空（占座位），黑夜又有《换箩筐》！

那时桥靠剧团除了在自己村子里搭台唱戏外，因为唱得好，每年正月里还要被其它村子请去红火红火。剧团出发时坐的是大拖拉机，上面还插着印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字样的大红旗。拖拉机突突突发动起来，一走，那红旗便迎风招展，再看满车的“角儿”，像现在的“星”们坐宝马，别提有多神气了。

推算应该是年正月里，桥靠剧团被讨速号村请去唱戏。那时时兴派住，且生产队有规定，谁家住有剧团的人，就按人头补给烧火柴，住一人补一捆，住两人补两捆，以此类推。没派出去的，就都住在队房的大炕上。

那时的冬天特别冷，再加上睡的是没有铺盖的囫囵觉，所以到后半夜炉子灭了，直冻的人瞪眼儿盼天明。有一个女演员睡梦中感觉冷的不行，迷迷糊糊拽着同伴的长头发直往自己身上拉，她以为那是可以御寒的大皮袄。更有意思的是，几个分去和五保户住的男演员自作聪明，临睡前把队上补给的几捆高粱杆儿一口气儿都填到灶火里，心想有一盘热炕在身底下，不愁睡不上舒服觉。结果，后半夜还是被莫名其妙的冻醒了。挨到天明问睡在炕头上的五保老汉，老汉说，呀呀忘了告诉你们了，平常就我一个人，为了省火，后面的炕洞子早堵死了，不过火，我说咋啦一黑夜烧燎的睡不着，原来你们烧了那么多柴火！

年元月21日，在剧团团长王志民和蔺福的带领下，桥靠大队业余剧团上人民剧场去参加呼市郊区（现赛罕区）的文艺调演。作为开幕式上为首的节目，一个红绸飞舞、金钱对打的大合唱《东方红》，在满场经久不息的掌声中，使桥靠剧团在此次调演中不负众望地拔得了头筹。

时光荏苒，时代进步，随着录音机和电视机的出现与普及，又加桥靠村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受周边娱乐、休闲多元化的冲击和影响，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红红火火的村剧团终于刀枪入库，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

如今，城中村改造的浪潮，让我们在年的夏天，彻底失去了可以附丽这些美好回忆的村庄；而年4月26日的村改居，注定让桥靠村和桥靠剧团的历史，最终将随着时光的流逝而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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